对于他的询问，李中梓也开口道：
“专精一科，学习上要简单痛快许多，眼下一万五千余名学子中，已经有两千余人可以出山了，日后每年都大概能出山一千余人。”
“不过，按照中医八科来说，他们只能撑起两百医署。”
中医八科是李中梓等人根据朱由检的要求，在这些年陆陆续续扩充的门科，一共分为中医内科、中医外科、中医妇科、中医儿科、中医针灸科、中医护科、中医疫病科、中医药剂等科目。
一个医署需要八名医生和一名坐馆，而坐馆需要精通八科。
这样的一个医署，最少能治疗上千病人。
朱由检记得后世的医生和人口比例是大概三百比一左右，按照后世的标准，这两千多医生最少能照顾到六十万百姓。
想到这里，朱由检想了想，随后又想到了大明的人口。
他转头看向了陆文昭，却发现陆文昭正在被诊脉，因此便对李中梓等人说道：
“我准备把惠民药局及其药田调归太医院，而太医院日后不仅要负责宫廷的医治，还需要负责燕山医学府和医学生调动，惠民药局药田管理，惠民药局看病。”
“燕山医学府毕业的学子，都可以前往惠民药局就业，坐馆。”
“他们的俸禄按照当地百姓最低工钱的两倍进行支付，如京城百姓最低月工钱九百文，他们便一两八钱，云南临安府最低五百文，他们便一两银子。”
“坐馆的俸禄是普通医生的一倍，平日医生休息，坐馆代替医生治病。”
“另外、惠民药局的规矩需要改一改，对百姓药草免费这条怕是行不通了，现在改为只收取药材价格，外加一文钱的诊金。”
朱由检取消了惠民药局免费发药的规矩，也改变了惠民药局的诊金由医生自己制定收取这一条，改为朝廷给医生发俸禄。
这样的创举，他并不是第一人，从汉唐开始，汉人王朝一般根据国力来设置一些福利百姓的机构。
唐宋时期，因为两者的经济发达，朝廷给予百姓的配套设施便十分齐全。
在宋代的诸多社会福利机构中，代表性的机构有施药局、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等。
不同于后世的医疗制度，宋代施药局是为百姓提供服务的医疗服务，不为赚钱只为百姓能够健康。
安济坊和居养院是宋徽宗时普及完善的社会救助和养老机构，主要是给一些没有钱去看病的人们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
至于“漏泽园”这个机构其实是古代福利性质的殡葬机构，在宋朝没有人安葬的尸体都是归漏泽园管理的，漏泽园不仅仅给逝去后无人安葬的人一丝尊严，更防止了古代疾病的流传。
到了明朝，由于时代的进步，加上朱元章是农民出身，因此朝廷格外重视民间疾苦。
为了不让老百姓继续吃苦受苦，朱元章推行了三大福利政策，分别是“养济院”“漏泽园”“惠民药局”。
养济院这个朱由检并不陌生，他的许多燕山官员和士卒都是从养济院寻来的，这个机构就是负责收留城市中鳏寡孤独的福利院。
至于漏泽园则是继承了宋代的泽楼院制度，即朝廷免费埋葬过世者。
最后的惠民药局，便是大明朝的免费医院，百姓可以免费看病和免费领取药品。
不仅如此，朱元章还曾经试验过“保障房”政策。
他下令在南京郊外修筑公房，并安排无家可归者居住。
不过这项政策限于封建时代的经济条件，未能全国推广，但可算是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免费福利公房。
穷苦出身的朱元章，对于没有生活保障的孤寡老人和因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穷苦人十分关心，曾多次给中书省提到了鳏寡孤独的穷人和乞丐问题。
为了保证该制度的顺利推行，同时为了防止官员贪墨，朱元章又将其写入了《大明律》，其中规定：
“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人贫穷无亲属倚依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尅减者，以监守自盗论”
在“祖制”的威慑下，明朝皇帝对此不敢予以轻视，因而养济院迅速在全国各地予以铺开。
至永乐十四年四月，已经形成了“天下府州县俱有惠民药局、养济院”。
不过，由于军屯田的败坏，受到影响的明朝中后期财政出现了问题，尤其到了嘉靖继位后，养济院和惠民药局的建设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逐渐减少。
到了万历年间，受制于财政的问题，养济院和惠民药局的数量和规模逐渐变小。
到如今，大明养济院只有二千四百三十二处，漏泽园一千六百七十二处，而惠民药局虽然还有三千四百余处，药田五千六百余块，七十余万亩，但实际上医生收取诊金已经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朱由检眼下要一口气将惠民药局和药田收归朝廷，这倒是不会有什么人有意见，因为惠民药局眼下就是谁接手，谁就要出银子维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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