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东林党实力还很弱下，但这次京察他们几乎是主要弹劾力量，齐楚浙三党都被弹劾结援同党，大批的大臣被罢免，均被斥黜。
东林党御史袁可立更是触怒浙党党首的首辅沈一贯，而沈一贯则是怂恿万历皇帝将袁可立直接罢免。
这样的举动、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但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真正的重头戏在万历三十三年。
当时、东林党人杨时乔与左都御史温纯主持乙巳京察，期间爆发了“伪楚王案”，形成浙党沈一贯与清流党沈鲤两大集团的斗争。
沈鲤借机贬谪浙党官员，而沈一贯干脆摆烂，直接称病闭门家居，最后内阁只剩朱赓一人。
正因为这件事情、导致了张居正留下的万历新风气息被破坏，开始走入下坡路。
浙党和清流党的斗争间，东林党迅速壮大，从而引起了浙党的注意。
所以在万历三十九年的辛亥京察间，浙党、齐党、楚党三党官员策划倾覆东林，好在被吏部右御郎王图制止。
这时期朝廷的党争形成南党和北党之争，互相攻击，京畿道御史徐兆魁说：“东林所至，倾动一时，能使南北交攻，角胜党附”。
东林党被持续的压制，在齐楚浙三党的打压下，也形成了党同伐异的政治风气。
最终、在万历四十五年的丁巳京察，齐党亓诗教、周永春，楚党官应震、吴亮嗣、浙党姚允文、刘廷元等三党大肆斥逐东林党人，至此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距离丁巳京察不过三年时间，东林党想报仇的心理有多么强烈，三党官员经过座谈后已经十分清楚。
因此、眼下必须驳回皇帝修改京察期限的圣旨，更是要在这未来几年反击东林党！
想到这里、孙如游继续道：
“如辛亥京察一样，只要我等同仇敌忾，必不会让东林佞臣得逞！”
“说得容易、可真的如此吗？”忽的、昆党的顾天峻开口，表情平淡道：
“万岁要提前京察，并且着重对南直隶出手，原因是什么？”
顾天峻问出了关键的问题，这个时候宣党的官员和浙党、齐党的官员有些露怯了。
事不关己的楚党魁首官应震也冷哼道：
“虽为同盟，但是有些事情，有些人做的并不地道。”
官应震和顾天峻连人的话，冒头直指浙党，而原因更是简单。
大明赋税、主要是征收田赋，其次是杂项。
楚党的官应震，身边依附着川党，而川党和楚党、以及河南的乡党都是主要耕种粮食的地方。
四川和湖广两地的赋税，每年是交足的运往江南，再走运河北上京城。
但是浙党官员总是扣下两省的赋税，牟利之后再运往北方。
两省田赋、每年上缴三百万石，杂项十几万两，结果运抵南京之后，直接被浙党扣下，再上缴时只有只有九成了。
等于说、浙党官员吃了楚党本该交赋税的一成，最后赋税不足，楚党就被迫拖欠赋税了。
这种长年积攒下来，就成了一笔不小的数目，楚党心里更是气的冒火。
如果不是东林党，楚党最应该掐死的就是浙党，因此楚党和浙党在小事情上经常相互弹劾，只有面对东林才会一致对外。
相较于楚党，昆党更惨。
南直隶作为赋税大省，常年占据大明四分之一的赋税，每年交粮六百万石，其中仅仅苏州一地便上交近两百万石，几乎占据大明十一之一的田赋。
昆党的成立、说白了也是要减轻苏州大小地主的负担，而浙党一直抗税，这基本就是和昆党对着干了。
税赋是定额的，既然苏州要少交税赋，那么别的地方就需要多交。
但浙党不仅不交，还庇护下面的小乡党，这么一来昆党就成了唱戏小丑。
因此、官应震和顾天峻两人有怨气才是对的，这都没怨气，岂不是成了死人了？
所以，孙如游对于两人的怨气也理解，但他作为浙党士绅和乡绅、官吏、商贾推举上来的魁首，不可能会损害浙人的利益。
因此他只能道：“扣押一事，可以商量，眼下耽误之急还是先讨论如何驳回万岁圣旨。”
“驳回？商量？”顾天峻冷笑道：
“难道孙阁臣不知道这次淮北的事情是谁惹出来的？”
“谁惹出来的，就由谁自己擦吧……”忽的、宣党汤宾尹也开口了，矛头直指浙党和齐党。
倒是这个时候，方从哲和齐党亓诗教没有遮遮掩掩，反而大方承认道：
“这次淮北大饥，我们已经询问了，淮北大饥罪在徐州知府和淮安知府。”
“我们已经叫他们迅速放粮，很快就能解决当地的饥荒。”
“饥荒能解决，但是尸首呢？淮北大饥到底死了多少人？他们敢告诉你们吗？”宣党汤宾尹大声质问。
虽然他也是在南直隶出身的官员，但他也知道、如果大明朝亡了，他们的一切都会失去。
所以当初熊廷弼被弹劾时，他也默默出了一份力，而淮北的事情、凤阳等地的官员早就告诉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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