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回顾一下历史长河中的种种实例，比如那曾经不可一世的希特勒，难道他不就是一只彻头彻尾的纸老虎吗？最终，他还不是照样被正义之师彻底击败并推翻在地？同样地，沙皇也好，中国古代的封建皇帝也罢，甚至是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无一不是看似威风凛凛、实则不堪一击的纸老虎。瞧瞧它们的下场吧，全都在历史前进的滚滚洪流中轰然倒下，成为过往云烟。
这种能够跨越时空界限、纵横古今中外广泛征引各类事例来进行论述的“技法”，实在是精妙绝伦。它不仅可以让人们从浩如烟海的历史事件当中洞察当下社会的真实状况，而且还能引导人们从过往积累的丰富经验里面总结归纳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毫无疑问，这样一种极具说服力的表达方式堪称一种强大的表述技巧。若要给它取一个生动形象的名称，或许有人会称之为旁征博引的“例证法”，又或者干脆直接叫做“古今中外”法。通过这种方法，作者成功地将复杂抽象的道理转化为具体可感、易于理解接受的实例，从而使得其观点更加深入人心，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3，“设靶论战”法。即有意识地设置“对立面”，把已有的或可能的错误观点及有害论调“标举”出来,作为自己主动出击的“靶子”，予以反驳批评,使文章呈现出生动、锋利的“论战”色彩。如《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就采用了这种论证“技法”,而且用得极为精彩:“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线，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岗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岗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一气驳了七、八种错误“论调”,从“反面”堵缝补隙,使论敌无“机”可乘,大大加强了“正面”说理的力度。
议论文不善于论辩，不能进行主动的“出击”，便不易泼辣犀利。孟子就非常擅长论辩,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除旧布新，“势”使之然。所有的论说大家其实都极其“雄辩”。而在种种论辩艺术中，“设靶论战”法是其中常常采用的一种。“正喻互用”法。论述中常要用比喻论说中常常要用比喻。巧比妙喻是增强说理的“形象”色彩、使抽象道理化为具象感知的重要手段。词语的“比喻”比较单纯，篇章构思的“比喻”运用就带有写作“技法”的意义了。
4、“正喻互用”之法。所谓“正”，即直截了当地阐述道理；而“喻”则是以迂回婉转的方式通过比喻来传达深意。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多种微妙的差别和变化。就拿某些情况来说吧，有一种是“先喻后正”。想必大家对《战国策》中的那篇《邹忌讽齐王纳谏》都颇为熟悉，它便是这种手法的典型代表：文章开篇，作者以邹忌自身的经历设喻——邹忌分别询问妻、妾、客对于自己容貌与城北徐公孰美的看法，结果众人皆言邹忌美于徐公。然而当邹忌亲眼见到徐公之后，才发现自己远不如对方英俊潇洒。由此，他悟出一个道理：人们往往因为各种原因（诸如偏爱、畏惧或者有所求）而无法客观地评价事物。紧接着，邹忌便将这个生活中的小例子引申到治国理政之上，向齐威王进谏道：如今齐国地域辽阔，宫中妃嫔侍从没有不偏爱大王您的，朝廷大臣没有不害怕您的，全国上下之人也无不有求于您，如此一来，大王所受到的蒙蔽必然比他更为严重啊！这番劝谏言辞恳切且有理有据，使得齐威王欣然接受，并下令广开言路，最终实现了国家的繁荣昌盛。正是通过这种“先喻后正”的巧妙结合，不仅增强了文章的说理性和感染力，还让读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其中蕴含的智慧和哲理。
邹忌这个人不仅有“自知之明”,而且“肯动脑筋”,他由生活上的小事“联想”到了齐国的政治，以“先喻后正”的方法说谏齐王“纳谏”,取得了很好的说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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