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元忠回到宁远，带回了皇太极写给高起潜的书信。
信中称：“仍言讲款，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如果不同意和谈，夏天或是秋天的时候，就打你。）
杨嗣昌于是极力劝说崇祯帝，把握时机与皇太极和谈，但崇祯帝只命方一藻、高起潜“细酌”，说白了还是怕担责任。
后来，杨嗣昌秘密与建奴和谈的事情，被泄露了出去。
言官御史们纷纷上书弹劾杨嗣昌，中攻讦最力的是少詹事黄道周，他们表面上反对杨嗣昌“夺情入阁”，实际上反对他主导的对清和议，并将杨嗣昌比作猪狗、人枭。
杨嗣昌也上书，批评言官不顾兵部处境，只会空言误国，请求“圣鉴允行”，即明确批准方一藻与高起潜议和。
此时杨嗣昌主导议和已经公开化，引起朝臣激烈非议，掀起弹劾杨嗣昌运动，其崇祯帝于当年七月五日召集群臣于平台。
让杨嗣昌与黄道周在御前辩论，黄道周大谈纲常伦理，指责夺情起复又擅自议和的杨嗣昌忠孝两亏。
杨嗣昌则紧抓黄道周曾为“杖母烝妾”的郑鄤辩护一事，说黄道周自称“不如郑鄤”，就是连禽兽都不如。
最后崇祯帝袒护杨嗣昌，贬斥黄道周等弹劾杨嗣昌的官员。
尽管杨嗣昌摆脱弹劾，但崇祯帝碍于群臣反对，未对和谈表示明确支持，方一藻、高起潜与满清的和议遂不了了之。
皇太极见此情形，乃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派兵大举入塞劫掠，是为‘戊寅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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