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的，等到这片菜地灌溉好了，我们就能回去了。”周大婶抚摸着小儿子的头发，充满了慈爱地说道。
她在十几岁时与负责铁路维修的技术人员老杨结婚。
连续生下七个女儿，遭受了不少来自丈夫及其家人指责的情况。
终于在第八次尝试时诞下了一个带有胡须的生命，周大头欣喜若狂跑到单位小店赊了几斤高粱米酒畅饮，喝得不省人事。
本以为生活会就此好转，却不料陷入更为艰难的境遇中。
每当早晨睁开眼睛，便要照顾那八双饥饿的双眼等待开饭。
作为铁轨维护工老杨的伴侣，她只能领到相当于丈夫工资三分之一的生活物资配额，即每个月的粮票分配三十五斤，孩子们各自得到半个人份额，大约合起来为十八斤。
这些配给远远不足以满足一家人的需求。
老杨的薪水不算多，即使卖掉每月分配的肉类票证兑换粮票，仍旧无法弥补缺口。
全家人的饭桌问题日渐显现出来。
为了抚养孩子们成长，周大婶在后面山坡上辟出一小块土地种田，但这点节省下来的食物成本仅能起到轻微缓解的效应。
针对员工家属生计问题，车辆段成立了一个名为三八女子服务小组，组织一部分家属到车辆段或车站进行装车拉沙等工作。
一个小组通常包揽五至六个家庭。
工作结束后，每个成员可得到一定数量的小额报酬。
多亏孩子们都懂事，帮助承担起家中事物，洗衣、料理家事。
尤其是大女儿周一不仅能蒸馒头，做汤粥也能游刃有余。
周大婶有了些许空闲之时，积极参与了女子服务组的任务。
在这个社会一角，每月借助装载煤与沙，能挣到的二十块钱，恰好足够喂饱一家人的口腹。
然而，那车斗之高，直如楼宇，险象环生。
昔日周家大娘便多次从车斗落下，手臂、小腿俱断。
其子女几人屡劝母亲勿需继续此业，而周大娘深知，若无这份活计，贫薄的家庭恐怕撑不过月头。她只得硬咬牙根，咬紧牙关承受艰辛。
但凡想到这份辛苦的差使，大娘的情绪便会一蹶不振。近期，在这个繁忙的城市边缘地区，卸车的工作明显变得少了一些。就在此时，一阵秋风夹杂着一种特殊的呼唤声吹来：“周家那边儿，这边有一车煤，要去不去？”
这是连队的队长所发出的声音。听到这话，周大娘立马来了劲。她交代了家中的孩子们把水盆带回去，扛起铁锄赶了过来。
队长注意到了周大娘行走不便，“老大姐，您的腿似乎还未痊愈？要不要先休息一下？如果今天的工作不需要做，我去叫他人来。”
大娘急忙拉住队长的手，坚决回应道：“不不，队长，我不疼了，我能够做的！”
在这家中，能有一份以煤炭换取收入的工作，每一名家属都非常珍惜，大娘忙上前拉住队长。“我没事，我能干。”她的坚持和迫切表达得如此真切。
队长抬头望了眼这几个衣着寒酸的儿女们，微微摇头点了点头，带着她往堆积如山的煤场行进。
看到母亲走步蹒跚的样子，孩子们心中充满了忧虑。
等大娘跟随队长到了煤场后，才发现今日的情况颇为特别——一辆装载满煤的列车像是条长龙静卧在铁轨之上。而提前赶到现场的家人们并没有登船，反倒围着旁边，看着热闹发生。
问其何故，队长告知道：“想干什么谁也不想干？只是，煤场的老刘告诉我们，今日不用攀登货车了。”
家中有个婆媳大声地回答说，“这不奇怪吗？因为老刘说我们只需用铲子在一旁看热闹。”
面对这番令人困惑的话，大娘不禁纳闷。“不爬火车，煤难道就会自动落下来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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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娘感到这一切简直荒谬绝伦。虽然心存疑惑，但也只能选择站在一边，默默地观察着那几位穿着中山装领导的言行。那些穿着工人制服的年轻人似乎也在围着货车检查些什么，那位头发已显斑白的老人，不时还对一个年轻的火车司机肩上的动作给予肯定。
这年轻人似乎在耐心地向这些“领导”展示些什么，看起来相当认真，他的眼神充满自信，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一角色的扮演，同时他对于他们的要求也是满怀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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