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三岁的陈红娟站在阳台上，手里拿着刚浇完水的喷壶，看着楼下一群退休老人打太极。她退休三年了，每月四千八的退休金，不多不少，刚好够她在这座小城过得悠闲自在。女儿在外地工作，尚未成家，老伴刘建国还有好几年才能退休——这本该是她人生中最轻松的一段时光。
然而一周前，平静被打破了。
“红娟，妈年纪大了，一个人住我不放心。”那天晚饭时，刘建国扒拉着碗里的米饭，看似随意地说，“我跟大哥大姐商量了，以后妈就住咱家，你照顾。”
陈红娟夹菜的筷子停在半空：“不是说好四家轮流照顾吗？怎么突然变卦了？”
“你现在不是退休了嘛，有时间。”刘建国避开她的目光，“再说，其他三家都要上班，就你闲在家里。”
“我闲在家里？”陈红娟放下筷子，“我每天买菜做饭打扫卫生，还要去老年大学上课，怎么就闲着了？”
“那些都是可有可无的事。”刘建国的语气不容置疑，“照顾妈才是正事。养儿防老，咱们做子女的要有良心。”
陈红娟看着丈夫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突然觉得心凉。结婚三十年，她太了解他了——这不是商量，是通知。
第二天，七十八岁的婆婆就被接来了。
一周煎熬
婆婆姓王，是个瘦小的老太太，头发花白，背有些驼。她患有关节炎和轻度白内障，生活基本能自理，但需要按时吃药，三餐要有人做。
刚开始，陈红娟还想，毕竟是长辈，照顾就照顾吧。她每天早起做早饭，给婆婆准备好温水吃药，然后去买菜，中午做三菜一汤，下午陪婆婆在小区散步，晚上再做饭、收拾。
可渐渐地，她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无形的牢笼。
婆婆爱唠叨，这陈红娟早有心理准备。但她没想到，婆婆的唠叨全是负能量——大儿媳太精明，总想着占便宜；小儿媳太懒，连顿饭都不好好做；大女儿嫁得远，指望不上；小女儿只顾自己小家...
“我们那会儿做儿媳，哪敢这样？”婆婆坐在沙发上，一边嗑瓜子一边说，“天不亮就得起来生火做饭，伺候公婆吃饭，然后下地干活。现在这些年轻人，啧啧...”
陈红娟在厨房切菜，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越来越重。
最让她难以忍受的是，有时候婆婆说着说着，会把她也编排进去：“红娟啊，不是我说你，你做的这个菜太咸了，建国不爱吃。我们那会儿...”
“妈，建国爱吃咸的。”陈红娟忍不住回了一句。
“你看你看，说一句还不乐意了。”婆婆撇撇嘴，“现在的媳妇啊，说不得碰不得。”
陈红娟深吸一口气，把菜盛进盘子。她告诉自己，忍一忍，就一周，下周该轮到下一家了。
然而她错了。
酒气与晚归
刘建国变了——或者说，露出了本来面目。
自从婆婆住进来，他每天都有“应酬”。下班不回家，电话里说跟同事喝酒；周末说单位加班，一出门就是一天，回来时满身酒气。
“你怎么又喝酒？”第一天晚上，陈红娟皱着眉问。
“应酬嘛，推不掉。”刘建国摆摆手，倒在沙发上就睡。
第二天、第三天...整整一周，刘建国没有一天是清醒着回家的。白天他昏昏沉沉去上班，晚上精神抖擞去喝酒，把照顾母亲的责任全甩给了妻子。
周五晚上，陈红娟给婆婆洗完脚，安顿她睡下，已经是晚上九点。刘建国还没回来，桌上给他留的饭菜早就凉了。
她坐在客厅里，看着墙上的婚纱照。照片里的她穿着白色婚纱，笑得羞涩；刘建国穿着西装，意气风发。那是1988年，他们结婚第二年补拍的婚纱照——当时小城刚有婚纱摄影，他们花了半个月工资，拍下了这张“时髦”的照片。
三十年过去了，照片已经泛黄，镜框边缘生了锈斑。就像他们的婚姻，表面看起来完整，内里却早已锈迹斑斑。
十一点，刘建国回来了。他摇摇晃晃地开门，鞋也不换就往里走。
“轻点，妈睡了。”陈红娟压低声音。
“知道了知道了。”刘建国不耐烦地摆摆手，一头扎进卫生间，很快传来呕吐声。
陈红娟站在卫生间门口，看着他狼狈的样子，突然觉得可笑。这就是她要共度余生的人？一个把孝心外包给妻子，自己却在外面花天酒地的男人？
周末的“加班”
周六早晨，陈红娟做好早餐，叫婆婆起床吃饭。刘建国还在睡，鼾声如雷。
“建国昨晚又喝酒了？”婆婆小声问。
“嗯。”陈红娟把粥端上桌。
“男人在外应酬难免的。”婆婆说，“你多担待点。”
陈红娟没说话。她想起三十年前，刚结婚那会儿，婆婆也是这么“教导”她的：“男人在外打拼不容易，女人在家要把家务做好，别让男人操心。”
三十年了，话术都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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