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搞清楚马尼拉的白银为什么会成为大明的催命毒药，首先就得搞清楚一个困扰大明朝的死局。
这个问题就是大明朝的官员薪俸问题。
由于太祖立朝之时，中原大地饱受战乱之苦，加上本身太祖皇帝就是贫苦农家出生，对官僚集团向无好感的太祖皇帝制定了一个在他看来已经很高，但实际上并没他想象中那么高的薪水。
成祖篡位后，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地位，经常以祖法不可改为借口搪塞大臣，最终导致‘祖法’这个概念成为了后世大臣用来阻挠皇帝变革的最强杀器。
所以太祖制定的薪俸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给固定下来了。
这样的薪水对于一个百废待兴的新兴帝国来说也还算过得去，但是当帝国承平久了，经济繁荣起来以后，这点薪水就太不够看了。
如果大明官员都只靠着朝廷的俸禄过活，大多数人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就更别说其它了。
所以终大明一朝，贪腐问题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贪不行。
这个问题真的就没有人发现吗？
当然不是，只是官员们本身不想改变。
想想看，动动手指头就能挣到大笔的钱财，又何须靠朝廷增加的这那点俸禄过活？
万历朝之前，大明的官员小吏，无论大小，几乎都是靠着贪腐的钱财来养家糊口。
但是万历朝中期，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江南地区出身的许多官员气节高涨，完全不贪不腐，一心为公。
但是仔细研究这些官员就会发现，他们大部分都是来自江南富庶地区的士子。
而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马尼拉海贸，白银大量流入大明的直接或间接受益者。
比起当官贪腐的那点银子，做贸易挣的一点零头都要比那点钱多。
所以这群人为何能不贪？
无非是吃饱了看不上那点残羹剩饭罢了。
江南商人凭借着海贸得来的便宜银子，将内陆地区的存储货物购买一空。
然后等物价高涨的时候又把货物卖回去，如是几个来回，内陆几省的财富几乎都被他们洗劫一空。
而大明朝廷又没有相应的法律、税务制度来约束他们的行为，最终导致这样的情况持续恶化。
万历皇帝的榷税设立，有效的扼制了这种情况。
想想看就知道了，榷税的目标主要是商人。
内陆省份的商人因地理位置的原因，吃了先天的亏，根本不是江南商人的对手。
所以这段时期内活跃的商人，几乎都是江南地区的大商，自然而然，就成了榷税的最大受害者。
所谓的明末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萌芽不萌芽的先且不说，但是资本的确已经形成。
东林党，便是资本变相影响政治而衍生出来的产品。
至于朝堂之上的什么浙党、楚党、齐党、秦党、阉党，基本上可以视为一个统称，旧党。
东林党和旧党最大的区别，东林党是依靠商业活动敛财的官僚集团。
而旧党，则仍旧是依靠贪腐，或者说依靠吃、拿、卡、要来维持官员体面生活的官僚集团。
所以在东林党与旧党之间的斗争之中，尽管旧党人多势众，还有万历皇帝的鼎力支持，但是由于东林党们天生就站在了道德的至高点，能得到百姓的舆论支援，因此才会虽有惊而无险。
为什么东林党对万历皇帝加征榷税有如此大的反应，因为那就是在从他们的口袋里抢钱。
搞清楚这些关系之后，对东林党的政治诉求就很容易理解了。
当然，此时的东林党远不是十几年后的那个祸国殃民的东林党。
东林党中也不全都是漠视民生的伪君子。
气节一词，还是能在现在的许多东林党身上体现出来。
而此时的东林党与旧党之间的斗争，也才刚刚开始，而斗争的导火索，不是别人，正是此刻坐一旁的李三才。
高攀龙开口就要侯平谈榷税，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论道了。
而是要侯平在同党和敌人之间选择一个立场。
侯平只觉得头痛，虽然明知高攀龙是得罪不起的大人物，但是他还是决定按照自己的见解实话实说。
“长者有问，晚生不敢不答，只是晚生才疏学浅，也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对不对，还请前辈见谅。”
高攀龙的眼睛不由自主的眯了起来，这是他的习惯，每当专心致致的时候，便都是这样的一副姿态。
“学生以为，当今陛下收取下令榷税，虽然有殊多弊病，但是就当前朝政的局势而言，显然是功要大于过的。”
高攀龙眼睛精光一闪，瞬间一声怒喝：“你说什么？如此坑民害民之法，也叫功大于过？”
李三才也被侯平的这个回答给弄懵了。
在他想来，侯平身为百姓，自是知道民间疾苦的，而太监们为了收榷税，常常逼得百姓家破人亡，侯平不可能不知道。
他又无官身，不需要为了升官而违心的帮助皇帝歌功颂德，因此他能说出榷税功大于过，简直是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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