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1年12月7日，罗杰偷渡进入拆纳帝国的外东北，逃过了沙皇的警察追捕。
他身上几乎没有任何金钱，而当时的东方还是闭关锁国的状态，对外人很排斥。用东方人的话讲，啰萨人就是“毛子”，是没有开化的野蛮人。
虽说如此，但是当时的外东北还是有一些啰萨民族的人的，东方人也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现在的俄罗斯族祖先最早在18世纪初从沙皇俄国迁来的，当时被称为“归化族”，史书称之为“色目人”。历史上俄罗斯人大批进入中国的最早记载，是元朝文宗皇帝时，征调金帐汗国境内的1万名罗斯军人入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充扈卫亲军，并赐给土地令其耕种。）
罗杰首先混在归化村中做工。在赚取足够的路费后，罗杰就前往海参崴（即现在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个不冻港)。
“浪费了太多时间了。”罗杰心里想着“不过也不是毫无意义，至少了解到了很多风土人情，他国政策。”
同时在这些时间的休养下（相对于挖西伯利亚土豆，在这做工简直就是天堂），罗杰的身体恢复了很多，虽然还是有些暗疾，但是至少不会太影响到生活了。
“下一个目的地，澳门！”罗杰经过查看地图以及了解到东方对于外国人的政策（也就是“一口通商”，即广州，同时还有“夷商只能住在商馆内、不能在广州过冬、女眷不能带到广州，只能留在澳门、不能坐轿子、不能学中国话”等等）后决定的。
在漂了差不多14天后，罗杰终于到了澳门。1835年1月，罗杰到达澳门，开始了计划。
首先就是联系军方。在军队里，他的人脉还算可以，虽然不说一呼百应，但是求他们帮个小忙什么的还是可以的。
最先联系的，就是贝根道夫，也就是军队的代表人。贝根道夫作为军队领导者，深谙政治是军事的根本，军事是政治的延伸。他对军队的建设不算很上心，而对政治的热情很高。
“押宝不能只要一个。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军队从来不缺发展，任何时期的啰萨都很重视军队的建设，所以军方需要的，更多的是稳定。
贝根道夫指出，不论是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军队都应该搞好关系。至于罗杰，虽然现在的他还是一个雏儿，但是他的品质让贝根道夫欣赏，身后背景也算可以。
在得到了军队的支持后，没有任何身份的罗杰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军方的态度。
之后，就是组建自己的势力。
在被便衣警察抓过一次后，罗杰清楚的认识到，要想推翻沙皇，必须要一个强有力的，听从指挥的组织。
“沙皇对国家的控制力不是一般人可以动摇的。地主阶级的势力依旧是最强的。”罗杰清楚，现在和地主阶级硬碰硬，就是拿拳头去打铁板。
“要联系各势力，要分化贵族。贵族从来不是一根筋，其中大多数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出卖国家的一群乌合之众。”
“革命也不能依靠别人的赏赐，不能乞求贵族的仁慈。资产阶级必须要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组织，这个组织毫无疑问必须强大，团结。”
罗杰确定了基本路线后，就开始在国外发展势力。
1836年1月1日，这是苏泊菲退出政治舞台的日子，苏壴水接替他成为啰萨决策者的日子，也是罗杰成立救国会的日子。
救国会是要用革命来拯救我们的国家。罗杰在题纲中写下这个句子。
“我们要完成革命这个最终任务，基础路线就两个：一是分化敌人，弱化对手，甚至化敌为友。二是争取同盟，减少敌对，以至得道多助。”
在后面的日子里，罗杰在国外为了自己心中的祖国奔走呼号，争取同盟。
事情迎来了转机，在罗杰家族的极力帮助下，在1837年7月28日，罗杰不再被通缉了，变成了正常的啰萨人，虽然便衣警察们还是会倾向于“照顾”他。
“我想，我应该回到我的啰萨。”罗杰在日记里写下了这句话。
虽然如此，但是罗杰还是想回到啰萨，回到他的家乡，看自己的亲人，朋友。
最后，在1837年12月7日，罗杰从港口回到了啰萨首都，圣皮特斯堡。
回到家，他的父亲就开始质问他：“为什么要去革命？农奴制对我们有任何好处或是害处吗？”
看着父亲不理解的眼神，罗杰问了一句话：“爸，啰萨是不是我们的国家？”
哑口无言。
罗杰紧跟着说：“爸，我不认为我是错的。看看十二月党人吧。”
“十二月党人原本是啰萨帝国农奴制的受益者。他们是年轻的贵族，是沙皇制度的支柱，担任着沙皇政府各个行政机关和军队的领导职务，有着大好的前程。 但是，他们认为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的农奴制度是可耻的，自己所享有的种种特权是一种罪孽。于是，他们挺身而出，为废除农奴制和专制制度而斗争。在十二月党人之前，人们不相信可能爆发政治起义，不相信有人能手执武器，就在首都的中心袭击庞然大物:皇帝的君主专制。过去人们知道的只是宫中发生的时而打死彼得，时而打死保罗，别人取而代之的事件。但是这一回，这些英勇的十二月党人就在首都的广场上用鲜血对专制制度表示了庄严的抗议。”（历史，1825年11月19日十二月党人决定起义，这个日子也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即位之日。起义最后失败，结果最后很多贵族被流放，死在了西伯利亚，直到1856年后的特赦才回到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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