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遭到挑战，挑战来自党内最亲密的同志们。元首不出席慕尼黑会议，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想像的，因为他不仅是元首，而且是宗教领袖；不光是一种象征，也是一个符号——像他的那一撮胡子一样。这样说来，让戈林代表元首出席会议，借他十个胆子也不敢。
给他出馊主意的鲍曼首先变卦了，垂头丧气地说，同志们不同意让戈林代表他出席集会。很明显，鲍曼被大家骂了个狗血喷头，才明白自己擅自表态是猪八戒戴眼镜——冒充大人物。
戈林急匆匆打来电话，他认为在元首健在的情况下代表元首出席集会，会引起别人的非议。李德火冒三丈：“什么健在的情况下，难道还有不健在的情况吗？”
与戈林还在拌嘴，另一部电话响了，他把戈林还在絮絮叨叨的话筒扔到一边，接起电话，是全国党卫军领袖希姆莱的声音：“祝贺您恢复健康，我的元首。”
对希姆莱李德真有点怕，这是个冷血动物，还是在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上找不出茬的主，必须小心对付，他先甩过去几顶高帽子：“啊，我亲爱的希姆莱，我忠诚的希姆莱，我勇敢的希姆莱，我……”剩下的桂冠被人家扔了回来，希姆莱毫不客气地转入正题：“我听到谣言说元首不愿意出席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纪念活动。”
李德本想坦言那不是谣言，而是他的真实想法，但听到话筒那头希姆莱粗重的呼吸声，李德一下子泄了气，只得承认哪的确是谣言，而破除谣言的最好办法就是明天亲自参加集会，让谣言不攻自破。
“就是，我说嘛，希特勒如果不参加纪念会的话，就会对不起当年死难的烈士。”希姆莱心满意足地挂断了电话，李德掏出手帕擦拭脸上的汗水，用死人压活人，活人还能说什么呢。
扔在一边的那个话筒还在声若蚊蝇般响着，李德小心翼翼拿起来放到耳边，听到戈林还在罗嗦：“我的元首，我刚才说到了第五个理由，现在我说第六点：你到慕尼黑还有个好处，那就是与爱娃团聚。住院期间人家为你端屎接尿，现在你痊愈了，应该爱抚人家才对。我给你说个悄悄话，你刚住院那天爱娃赶到医院，她首先关心的是你下面的那东西受伤了没有……元首，你怎么不说话，让我包场了，太对不起了。”
李德忍俊不住“扑哧”喷出笑，赶紧挂断了电话。
电话又响了，他猜想应该轮到里宾特洛甫了，却听到希姆莱兴奋的声音：“我的元首，为了从源头上消灭谣言，做到不信谣、不传谣，我准备向公检法部门提出建议，散布谣言达500人以上就构成犯罪。”
李德只得同意，只是纳闷儿：总不会一个人一个人数去吧？那好了，这次我散布的谣言只有499人知道，有本事来抓我，嘿嘿。
电话那头传来外交部长瓮声瓮气的声音，不过内容与之前的人大相径庭：“我的元首，我认为元首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时硬逼着您参加哪种集会是不妥当的，也是危险的。”
“谢谢，谢谢。”李德差一点把他当作知音，不知何时戈培尔悄然站到跟前，等李德放下电话后，不无刻薄地说：“这个里宾特洛甫，他的名字是用金钱买来的，钱财是通过婚姻获得的，官职是靠诈骗弄到的，连他象征贵族的‘冯’也是骗来的。”
李德还没来得及表态，红色电话又响了，戈林在电话里粗鲁地说：“我的元首，我猜想肮脏的小香槟酒贩子肯定会鼓噪您不必参加那个集会，他根本无权在这个问题上发言，因为他在纳粹党上台前夕才入的党……”
李德已经被这些手下弄得焦头烂额了。他纳闷了，同在一个地球上，中国与外国的差别怎么这么大呢？记得小屁孩时陪父亲看日本电影，当时还是内部放映的《军阀》，看完后当科长的父亲愤愤地说：那些下级军官整天找上司的麻烦，要在中国，早就把他免职了。
在中国，上级就是上级，“领导说错话可以重新说，老百姓说错就要打嘴巴。”上级说话不叫说话，叫指出，再高一层变成了指示。领导讲话下属唯唯诺诺，更有甚者，领导说鸡蛋上有毛，有人赶紧接话：“奴才都看见啦，长的还是绿毛。”但这种特色与国粹到了外国就行不通了，哪怕是专制的纳粹德国。
李德无可奈何地交待鲍曼，马上陪伴他到慕尼黑，尽管感觉身心疲惫。
“爱娃小姐也在慕尼黑。”鲍曼讨好地说。李德“嗯”了一声，精神一振。
当晚，李德飞到慕尼黑，住进瓦瑟堡大街12号那栋带花园的小房子里，这是希特勒送给爱娃的礼物。鲍曼等高级陪同住到德意志饭店，领袖旗队的战士们在小房子周围布哨。
李德叫开门，跟随女佣径直走进客厅，映入眼帘的是爱娃雍懒地躺在沙发上，一只脚垂到下面，她的苏格兰牧羊犬正给她舔,脚，唱机正播放着米密?托马的“我愿伴陪你”。 一只红腹灰雀在鸟笼里上窜下跳，张着小尖嘴巴不停地鸣叫：“妖怪来了，妖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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