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陈党长翻了翻手中的册本：“家里几口人啊？”
张伟：“四口人，家中还有母亲，姐姐和外甥女。”
陈党长：“外甥女多大了？”
张伟：“六岁。”
陈党长又看了一眼册子：“你爹呢？”
张伟：“没了，当府兵战死了。”
“嗯。”
许是覃鑫就凑在一旁看着，陈党长掏出一支毛笔，放在口中含了一会儿，方才提笔将册子上张白圭他爹的名字划掉：“丁一人，年十六，女两口。”
陈党长：“家中可有耕牛、马匹？”
大人，我家都穷成这样了，你说有没有耕牛和马匹？
在心底吐槽了一句，张伟如实说道：“没有。”
陈党长又在册子上加了一笔：“未添牲畜。”
其实这就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基层管理的实际状况，由于落后的通讯和信息收集能力，地方上的吏员也许比城里的老爷们更清楚下面的真实情况。
比如明朝，虽然南京已经有了统计天下户籍的黄册库，但十年一更新的速度（在当时已经算是非常快了），加上地方的虚报瞒报，飞田洒寄等各种手段，使得黄册库的数据和地方的实际数据完全就是两码事，到了明朝后期，则连真实的数据都没了，管理黄册库的官员直接照着原本的旧档现抄，甚至提前做到了崇祯四十年，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大明王朝崇祯十四年就没了。
当时明朝的统治者们不是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转而盯上了地方官府自行统计，数据更真实的白册，但这时封建官僚的嘴脸就出来了，问就是没有，有本事下来一个个查。
开玩笑，多少豪强大族，乡绅地主靠着黄册库的虚假数据偷税漏税躲避徭役呢，被朝廷搞清楚了真实数据，地方上的官员吃什么。
什么，你问朝廷的税收怎么办？
那还不简单，再苦一苦百姓就行了！
那边那个流民，对，就是你，根据黄册库里的记载，你家还有五十亩地，交钱交粮。什么，你说你家没有田，都被县里的举人老爷占去了，放你n的屁，举人老爷名下就薄田两亩，我看你这刁民是不把朝廷律法放在眼里，给我打！
对了，你家还有壮年劳动力两个，得派一人来服徭役，记得自备干粮。什么，你家就你一人了，那关我屁事，到时间了你不来，不仅要拿你问罪，还得罚钱呢，你自己掂量掂量吧。
话虽如此，但当这黑暗真的轮到张伟头上时，他还是破防了：“我家已经没有耕田了，凭什么还要交粮？”
陈党长则是冷笑了一声，拿出一张字据：“白纸黑字，这上面可还有你的手印，加上册本上的记载，你家一共有田二十三亩四分，应交粮二石八斗。”
看着陈党长手中的那张字据，张伟立马就想起了在远安县牢房里签的那张字据，本以为只是卖田，原来税还得他交啊！
张伟还要上前理论，却被覃鑫拦住了，见覃鑫冲自己微微摇头，张伟只得咬着牙忍了下来。
见张伟脸上犹有忿色，陈党长则开口说道：“小子，你也别怨我，我也是按县里老爷们说的办事，这到点了没收到县太爷规定的数，可得我自己掏钱补上的。”
说罢，陈党长又接着说道：“根据朝廷规定的租庸调，家中丁一口，交粮二石，女两口，交布五丈。”
租庸调，是隋唐时期实行的赋税制度，租即为田租，以交谷物粮食为主；庸是身庸，即徭役，但规定丁男五十岁免役收庸，允许交布帛代替徭役；调则是户调，根据当地乡土所产，交绫、绢、布为主。
不过租庸调的实施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一旦均田制被破坏，租庸调就会随之失效，而唐朝中后期土地兼并加剧，百姓无力负担大量逃亡，租庸调随即被废除，由两税法所替代。
陈党长：“你家一共要交粮四石八斗（隋唐时一石约54公斤），布五丈（一丈十尺，据清朝的记载，一个熟练的妇女一天也就能织三尺土布），下个月前送到乡里去。”
说罢，陈党长拎着野鸡，跟覃鑫招呼了一声，就离去了，而覃鑫只是拍了拍张伟的肩膀，似乎想说些啥，最后也只能长叹一声，跟着陈党长一起离开了。
艹！
有那么一瞬间，张伟真想揭竿而起，大喝一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只是想了想又咬牙忍了下来。
毕竟从时间上来看，这个朝代正处于一个王朝的中期，还没到适合造反的王朝末年，并且自己生活的地方周围的百姓虽然过得贫苦，但还没到民不聊生的地步，应该是没人会陪自己干这种掉脑袋的事。
自己现在如果真的揭竿而起，都不用朝廷出手，地方县衙的衙役带着刀估计分分钟都能平定了，除了给县太爷的履历上添一笔功勋外，估计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不得已之下，张伟只能托挑担的小贩从城里带了五丈布，又备好了四石八斗米，就在张伟算着日子，准备推着板车跟着村里的大部队一起去乡里交粮时，覃鑫赶着一辆晃晃悠悠的牛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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