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保安军强横霸道催收，终于按甘亚堂开出的数目，收齐了钢洋和烟土。
甘亚堂把所有收起来的钢洋、烟土全交给了陈菘如的保安军。
同时，各乡、保、甲长都如数缴齐了钢洋和烟土。
接着，陈菘如放出话，要重新任命区、乡、保、甲长，然后又引出想当官的人各找门路，向陈崧如送钱、送烟土及贵重礼物。
最后，收足了巨额贿赂，陈菘如发布了任命：区长(团总)仍由甘亚堂担任，各乡、保、甲长除个别变动外，均是原任职人员。
区民团的人枪终于又还给了甘亚堂。
这下甘亚堂又威风了起来。
恰逢川陕边防军三路军司令廖雨辰又给任河区摊派三万元钢洋的“供垫捐”，他马上加收二万元，向区内各地主、富户、商铺及百姓摊派下去。
这下，任河区内的百姓们更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
甘亚堂可不管这些，派民团及乡丁、保丁牵猪拉羊、掀房揭瓦，对交不起钱的人捆绑、吊打，甚至割耳、砍手脚，无所不用其极，强行催收。
在柏树乡的一座大山里。
樊绍聪一家人的家就在这山中一个山梁半腰中的一个自然形成的平台上，这里就叫马家坪。
在场镇被保安军打得只剩一口的樊绍聪，经李一针的医治，终于保住了命，但腰被打伤，肋骨也被打断七八匹，根本动弹不得。
加之，店铺的货全被贱卖，倾尽所有交足了保安军催要的钱和烟土，现在生意也做不下去了，婆娘谢敏芝请了亲戚把樊绍聪用楼梯抬着一起回了家。
这下让家里的父母、儿女和同胞大哥樊绍柏受惊不小。
“狗日的，太不是人了，敲诈了钱财，还把人打成这样，这还让我们有活路吗？老子要砍了甘亚堂和狗日的保安军的狗头做夜壶！”樊绍柏气冲斗牛。
樊绍柏祖上几代都是穷人，辈辈都老实巴交，胆小怕事，树叶掉头上就生怕砸起包，靠给本地地主当佃户，种几亩山坡地，勉强过活。
到了其祖父这一辈，祖父拜师学艺，成了这山里的名医术不错的中药。
因此，在父亲樊庆忠这一辈，日子稍好过了点。
本来，父母生养了樊绍柏、樊绍聪和姐姐樊绍菊一女二子，加上爷爷婆婆一家六七口人吃饭，要养活也应很艰难。
可是樊庆忠脑瓜子灵活，什么木匠活、篾匠活、割生漆什么的，无师自通，还学会了用土制火枪猎野猪、山羊、山兔，加之母亲蔡光琼能干勤快，辛苦耕种所佃土地，交足了租子，也还能够一家人吃着稀粥图个不饿肚子。
樊绍柏、樊绍聪兄弟俩，身强体壮，不但劳力好，能吃苦，脑子也灵活，哥哥跟着爹学手艺，不但木匠、篾匠活干得有模有样，还学会了狩猎，枪打得贼准，凡闯入他枪口的大小野猪、山羊甚至狗熊之类的猎物，鲜有从枪下逃命之机。
樊绍柏从小就跟祖父学医，其医术更超祖父，他在本县、本区、本乡及陕西、城口等地到处行医，涨了不少见识，也结识不少能人，更是挣了一些钱，可以让家里人能渡过每年的饥荒。
而弟弟从小就喜欢弄些车前草、桃仁、杏仁以及中草药、山货去售卖，虽没读过书，但买售卖货算账又快又准，因此他带妻子去任河区所在地街上租房开小店。
樊家人在这山里，也还算得上日子过得去。
只是这几年到处闹土匪，国民政府不时派捐派款，本地区、乡、保甲长又层层加码，就越来越撑不住了。
这次弟弟樊绍聪倾其所有才交了保安军的催款，又被打个半死，不但拖累家里过不了生活，又触发了兄弟俩的一腔怨气。
樊家兄弟平时不欺负人，一般大小的穷伙伴都挺服哥俩，凡樊家大小事，不用招呼，就会有穷伙伴自发上门帮忙。
当然，樊家人也不让人白帮，凡上门的，哪怕稀粥、洋芋、红苕也会弄上一些，有时甚至把打到的野猪肉、兔子肉烧出来，让来的人吃上个半饱。
这下听说樊二哥被狗日的区长、保安军害了，都老大不忿地上门看顾，还想商量着如何去报个仇，出口恶气。
一群十几个人聚在樊绍聪家门前的宽敞土地坝(院坝)内，或站或坐，口中不时骂骂咧咧，跌脚踢凳，为樊绍聪打抱不平。
樊绍柏也在这群人中坐着生闷气。
“樊大哥，这些狗日的太欺负人了，不出了口恶气，实在要气死个先人板板(四川俗语，就是祖先)了。”穿着一身褴褛土布衣服，赤着一双大脚的钟吉宗粗声大气。
“是呀，这都是甘区长那龟儿子惹出来的，老子半夜摸去，砍了他的夜壶(脑壳)。”与樊绍聪光屁股打滚去打的杨三红着脸嚷道。
“那区长手下团一二百人枪，家门口随时都有背枪的黑狗子守着，想去提他的夜壶，也进不去呀！”小心谨慎的徐云方一脸担心。
“老子们手里没硬伙(好枪好炮)，打野物的都是土火枪，不然，咱们兄弟去端了那区政府，把狗区长甘亚堂全家铲草除根。”打猎出身的肖光才一脸遗憾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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