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庭审到了控方举证的环节。
这项工作本来在上一次庭审时就该完成，却因为杨毅调取证据的申请，整整被拖了三周。公诉人难掩怨气，站起来，指挥着助手操作投影仪。
杨毅瞧这架势，估计公诉人是想一揽子举证，他决心阻止。他和朱波交换了个眼色，朱波会意，把案卷打开到证据页，杨毅则紧紧盯着公诉人的一举一动，等待最合适的时机出击。
公诉方调整完投影仪，将证据清单投了上去，公诉人侧身看向审判席，根本都没有正眼瞧杨毅，杨毅的嘴角浮出一丝冷笑。
“审判长，现在我们进行举证。”公诉人终于开口了，“本案证据共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和视听资料，它们分别是：一、破案报告；二、嫌疑人供述，其中包括……”
杨毅听公诉人说到第二份证据，便高高举起了手。审判长不耐烦地皱了皱眉，给了公诉人一个暂停的手势，把目光转向杨毅，问道，“辩护人，你又怎么了？”
“审判长，我们要求公诉方逐一举证，以便我们能及时质证。”杨毅朗声说道。
“有这个必要吗？”审判长有些不以为然。
“我们认为有必要。”
“你手里不是有案卷嘛，一共也没几个证据——”
“所以啊，逐一举证也不会耽误多少时间，”杨毅笑了笑，“再说，法律支持这么做。”
审判长摇头苦笑，扭头看向公诉人，公诉人耸耸肩，一副无所谓的模样。审判长叹了口气，对公诉人说，“请逐一举证、质证。”
公诉人白了一眼杨毅，脸上露出不屑的神情，说道，“现在出示证据。第一项证据，警方的破案报告。”说完，挑衅似的看向杨毅。
审判长干咳两声，对杨毅说，“请辩护人发表质证意见。”
“没异议。”杨毅回答得很干脆。
审判长示意公诉人继续出示证据。
“第二项证据，犯罪嫌疑人供述，包括第四次和第九次供述。”公诉人说。
“请辩护人发表质证意见。”审判长面无表情地说。
“我方对这一项有异议。”杨毅边说边站了起来。他刚说完这句话，旁听席上就响起了嗡嗡的议论声，审判长和公诉人也不约而同地向杨毅投去诧异的目光。
“请具体说明一下。”审判长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杨毅低头看了一眼案卷，吁了口气，抬眼看向审判席，“辩护人发现，公诉人出具了张文峰的两份有罪供述，作为本案的主要证据，但是，这两份证据存在很多疑问，我具体说明如下：
第一、从讯问笔录的整体上看，公诉机关出示的是第四次和第九次的供述材料，这就说明，被告人至少有过九次供述，那么第1-3次被告人是如何供述的，第5-8次被告人又是如何供述的，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不清楚，那些是否也是有罪供述？
第二，从两份供述所记载的时间看，第四次供述是在1月7号，第九次供述是在1月21号，也就是说，公诉方所出示的两份供述，集中在1月7号到21号之间。大家都清楚，本案的被告人是于去年11月22号被警方控制的，从那天到1月7号，中间有将近50天的时间，在这期间，他是否做过供述，如果有供述，是否也是有罪供述，我们同样不得而知。
第三，因为本案中存在可能的刑讯逼供的情形，在这两份供述期间，被告人处于何种精神状态，是否有刑讯逼供、引诱、威胁等情况出现？我们仍保持合理的怀疑。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即便是公诉方出示的这两份供述，我方仔细阅读后发现，也存在很多相互矛盾的地方，比如杀人的时间、杀人的手段、杀人的过程、弃物的地点，都有不一致的地方，我方认为，这两份供述不能相互认证，因此，这样的供述不能采信。”
杨毅这是从根本上动摇了控方的证据，公诉人和审判长不由得面面相觑。好在审判长经验丰富，沉得住气，掩饰着自己的惊讶，不动声色地问杨毅，“你发表完了吗？”
“完了。”杨毅点点头，坐回到椅子上。
“公诉人继续出示证据。”审判长说。
公诉人冷哼一声，继续说道，“第三项证据，枪弹痕迹检验鉴定。”
审判长头也不抬，随口说道，“辩护人发表质证意见。”
杨毅再次站了起来，面对审判席说，“我方对此项证据也有异议。公诉机关出示的这份证据，并不能出示取材的有关笔录等证实其获得证据的合法性，这份鉴定存在着取材时间和取材地点不具备法定条件的问题，致使这份证据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条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也就不能靠这份证据认定被告人有罪并处以刑罚。”
旁听的人又一次小声议论起来。
杨毅稍作停顿，继续说道，“同时我们注意到，在这份鉴定书中，没有见证人的签名或盖章，也没有看到犯罪嫌疑人得知鉴定结论的说明。按照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勘验、检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参加勘验、检查的人和见证人签名或盖章。刑诉法也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签订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如果犯罪嫌疑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由此可见，这份证据取证程序违法，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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