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我们师被扩编成新编第11军，成为校长钦点的总预备队，负责长江江防，同时随时准备策应第九和第五战区作战。原来的参谋长舒适存成了新任师长。
舒师长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他和郑洞国原来是第二师的老同事，为了重建荣一师，郑洞国从第二师借来了很多同僚和下属，补充到指挥一线，特别是舒长官，关麟征将军对他很是器重，但是只凭郑洞国的一封信，就让他义无反顾的跑到荣誉第一师来当一个参谋长。包括后来的历任师长汪波，李弥，我们团长郑廷笈等人，都曾经是郑师长的老部下。后来这些人都发展成为兵团司令级别的大官。
武汉方面的日军蠢蠢欲动，一团和二团的兄弟在各自驻地多次和日军的扫荡部队进行了小规模的交火，成功打退了日军的渗透。
军部距离前线不远，为了保证军部的安全，团长把我们营调回军部以增强防卫力量，我们原来的阵地交给新补充来的兄弟部队来接手。
我们抵达松滋市的第二天，我就被军部警卫处调到军长身边担任贴身警卫工作。这个活我真心不想干，成天待在军长身边，肯定不会自在的，可人家说了，这是军长点名要我去了，不去的话就是抗命。
同时被调过去担任机要秘书的还有老陆，他文化程度高，新军成立，需要处理的文件多，急需文化人的加入。
在路上，老陆对我说:“恭喜你呀！”
我没好气地说:“恭喜个啥呀？在军长身边，放屁都不自由！咱们军长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就没见他笑过。”
老陆哈哈大笑:“你呀，到底还是单纯了，这么多人，偏偏把你调到身边当警卫，你没想过为啥么？”
我自以为是地说:“当然是我身手好！”
他晃着手指说:“傻了吧你！这是军长特意想要培养和锻炼你，军部里都是师长团长级别的，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高材生，这是想让你多接触他们一下，看他们怎么排兵布阵，怎么处理军队事务，等等，要学的东西可不是看看书能学会的。宰相门前七品官，那是因为门前的人都跟宰相学到了真本事！”
我立刻笑逐颜开，到底是水平高呀，看问题这么深刻，经他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多了。
老陆说得确实没错，每次军部召开各类军事会议时，我都会身处会议室之中，拥有难得的旁听机会。看着那些长官们在地图与沙盘之上仔细地研究敌我双方的局势动态，我总是全神贯注地观察并用心倾听着一切。如此高级别的知识领域对我而言尚属首次涉猎，令我深感获益良多。毕竟，这样宝贵的经验并非仅仅通过在前线作战便能够轻易获取得到的啊！
郑洞国军长为人木讷，平时话不多，下面的师长和团长分析敌情的时候他很少打断，只有认为他们分析有失误的时候提醒两句。不像邱长官，动不动就冲下属大发脾气。
我虽然每天都跟在他身边，却有时候一天都说不上一句话，把我憋得挺难受。
每次他看完的战报就直接丢在桌子上，都会对我说:看完收起来！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可以看那些机密战报，更是验证了老陆的分析。
更幸运的是，到军部的第一周，我就跟着他去了重庆，一起去的还有两个警卫参谋，一个叫胡道明，一个叫房效正，两人一胖一瘦，比我可显得机灵多了，端茶倒水，拎包开门，手脚那叫一个勤快，这些琐事我从来都不干的。
我可是很期待去重庆的，因为我有机会去找俺娘了，已经一年多没见面了，不知道他们过得咋样了。
乘坐火车从湖北抵达重庆，重庆作为战时的陪都，已经被日军炸了好多次，被炸塌的房子比比皆是，好在这是一座山城，又有长江天险，鬼子的陆军进不来，也算相对安全一些的。
军长去参谋总部开会，我跟他请了假，他二话没说就给了我两天假期。
我按照信上给的地址去找俺娘和马叔叔的新家，这山城的路真让人头疼，房子高低错落，只能靠一路走一路打听，才能勉强辨明位置。
“大个子！闫老四！”我听到有人叫我，赶紧四下去看，我看到了一个熟人:守滕县时候，我们连的厨子，叫啥，我忘了。
他拄着双拐，右腿小腿没了，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手里端着一个破碗，里面装着几个铜板，胸前挂着一个纸牌子，上面写着:抗日救亡。这情形看了让人心酸。
我跑过去问:“你是厨子！你咋要饭了？没给你伤残抚恤金吗？”
他没回答我，腾出一只手抓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没想到在这遇上你了！哎呀，升官了呀，太好了！早就知道你娃不是泛泛之辈！”
我没好气地说:“少屁话，我问你话呢！你咋要饭了？”
他依旧很洒脱地说:“要饭咋了？我可是从徐州一路要饭回到四川的…”
我问他:“吃饭了没？我有钱，请你吃点东西，边吃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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