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里的一个半吊子通讯兵终于鼓捣明白那部电台了，却没有任何可以联系的频率。我们现在可以说是满载而归，物资俘虏都有了，也算报了一箭之仇。
我们在黄冈城外集合，所有物资全部装车带走，装不下的就让那些俘虏扛着。等中午的太阳小了一些，我便下令穿越黄冈城返回我看复命。
虽然黄冈的战略地位无法与武汉相提并论，但它作为江防重地，在这场规模空前的会战中同样遭受了重创。战火纷飞，硝烟弥漫，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陷入了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昔日繁华热闹的街道如今变得冷冷清清，残垣断壁随处可见，无辜百姓流离失所，饱受战乱之苦。
九月的武汉，阳光依旧炽热无比，仿佛要将这座城市烤焦。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那是尸体腐烂所散发出来的恶臭。这种味道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让人无法逃避。
街道上冷冷清清，几乎看不到行人的身影。偶尔有一辆车驶过，扬起一片尘土，更增添了几分萧条和凄凉。商店和餐馆纷纷关门歇业，原本热闹非凡的街头变得死寂沉沉。
医院里挤满了病人和家属，医生们忙得不可开交。然而，医疗资源极度匮乏，许多患者只能躺在走廊或病房外等待治疗。死亡人数不断攀升，每一个生命的离去都让人感到痛心和无奈。
整个城市被恐惧和绝望笼罩着，人们不知道这场灾难何时才能结束。他们渴望得到帮助，但又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的精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身心俱疲。
身材瘦削得像根麻杆儿似的郑三斤，竟然也如同那呆头呆脑、宛如一只木讷大鹅般的陶大勇一般，摇身一变成为了我形影不离的贴身随从！他们二人简直就像是两块甩不掉的牛皮糖紧紧黏着我不放，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亦步亦趋地紧随其后，仿佛生怕一个不留神就会跟丢了我似的。
路过城南一家孤儿院的时候，我忍不住停下了脚步，从低矮的墙头向里看去，徐志凤走到我身边说:“我也挺想那帮孤儿的，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说实在的，我真的非常思念他们。那些孩子们如此乖巧懂事，令人心疼不已。他们自徐州起便一直紧紧跟随我们踏上逃亡之路，无论路途何等艰辛困苦，从未有过半句怨言。
孤儿院的一群孩子正席地而坐，每人端着一碗野菜面糊糊吃的正香，他们住的房子刚被大火烧过，头顶的大斗笠就是他们唯一的装备。
我见到了一个熟人，让我激动不已，忍不住喊了一声:“周团长！”
没错，照顾这些孩子的正是周正平排长，也抗日儿童团的团长，他右手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手掌没了，只剩下光秃秃的一条手臂，他听到喊声之后，向我们看过来，随后也扔下手中的勺子跑了出来，一边跑一边喊:“谢安庆，快看，谁来了？”
谢安庆甩掉头上的斗笠，冲着我们高喊一声:“闫大哥！凤姐姐！”他这么一喊，所有的孩子都放下了饭碗，呼啦啦的向墙外冲过来，瞬间就把我们围拢在一起了。把身后的一众人等看得目瞪口呆。“闫大哥，你们怎么来了？”谢安庆兴奋地问道。
“我们刚好经过这里，没想到会这么巧碰见你们。”我笑着解释道。
“太好了，我们都好想你们啊！”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道。
“大家都还好吧？”徐志凤关心地问。
“嗯，都挺好的。只是……这里刚刚遭到了日军的空袭，我们的房子都被烧毁了。”周正平无奈地摇摇头。
“可恶的日本鬼子！”我愤愤地骂道。
我让部队原地休息，和徐志凤一起走进孤儿院，我掀开他们做饭的大锅，里面只剩下一些野菜面糊，又看了一下他们的面缸和米缸，也都已经见底了，我皱眉问周正平:“之前听说你们去了武汉，怎么又跑这里来了？还有，上头没给你们发粮食吗？”
周正平解释说:“武汉那边轰炸的太凶了，不是特别安全，就把转运过来的孩子们分散到附近各个城市，至于粮食，当地是给我们配发了，这些孩子们看前方粮食紧张，就主动把粮食让给了前线将士，我们吃点野菜也能扛住！”
“胡闹！”我有点生气的说，“这帮小孩子是咱未来的抗日力量，天天吃不饱饭，怎么长个子？”
谢安庆笑呵呵地说:“没事的，现在山上的野菜和野果的挺多的，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弄来好多呢…”
我没好气地说:“你给我闭嘴！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吃饱饭练好身体，将来才可以为抗战出力！”
我招手让郑三斤过来:“去，让兄弟们把缴获的粮食拿一半过来！”
粮食送来了，孩子们却围上了我们这帮兄弟，摸着他们扛的枪眼睛冒光，目光中全是渴望，这帮兄弟也挺配合，干脆把身上的枪卸下来交给他们把玩，要是仔细算了，我们这些当兵的比他们也不过就大了几岁而已，除了河南炮手李华之外，即便是年龄最大的杜毅也没超过20岁，张宣武当团长的时候不过也才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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