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广生问她：“你家里现在有多少棵树？”
“好多，数不清。”
“都有什么呀？”
“苹果，梨，柿子，山楂。”
“那我领两棵苹果树吧，种我家院里。我帮你照看着，等结了果，给我吃几个苹果就行。”
宁安很大方：“都给你。”
“那怎么行，我也就是提供个地方，帮你照看一下，浇浇水、施施肥……嘿，那还真就是我种的树！这样，咱俩一人一半。”
“好。”
她又跟徐建功说：“在大队部种几棵。”
“种吧种吧，我们给你看着。”
广播播出之后，宁安陆续收到了一些种子，她带到大队部，直接指挥徐广生挖土，在大队部种了下来。
她家连育苗的地方都没有了。
这批种子也在七天之后发芽。
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小苗就被分了出去。
宁安隔三差五到各家去巡视一遍，给它们输送点木系异能。
在大家看来，就是小朋友碰碰小苗的叶子，嘴里念念有词：“小树小树快长大，来年结个大果子。”
谁看了不说声异想天开呢。
没人真的相信她能种成功，所以，第一年领了小苗回去种的，都是徐家的亲戚、熟人、邻居，举手之劳哄孩子，同时也抱着那么一点点期待，万一种成了呢？
种成是肯定能种成的，而且还会变异。
比如苹果，她种的是普通的嘎啦苹果，但是小桔子都帮她替换成了个大汁多味美的品种。
这是1978年4月，徐家屯果树种植产业发展的起点。
这一年，徽省迎来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农田布满裂缝，土地撂荒，农民外出乞讨者不计其数。
11月24日晚，在一间茅草屋内，18名村民将生死置之度外，在一纸契约上按下了红手印，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
“大包干”第一年，这个小村子就迎来了丰收。“我们干了一年够吃5年的。家家都收那么多粮食，有的家里放不下，粮食都放在外面。”
改革之风迅速吹到了全国各地。
1980年5月，国家领导人对包产到户给予明确肯定。
1982年1月1日，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徐家屯是跟风比较快的。1979年秋收之后，大队就将土地、耕牛和农具，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
在这之前，村里的知青全都走了。包括王志。他这次是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走的。
宁安家里只有三口人，分到的田地她爸一个人就能搞定。
她奶在家里搞牲畜养殖，扩张了猪圈和鸡窝，一共养了五头猪和二十几只鸡，还买来一头小牛犊，盖了个牛棚，把牛养在里面。
每天要打扫猪圈和牛棚，把粪便清理出来，再给它们垫上干净的土，还要清扫鸡窝，给它们垫点干草，不用下地了，但是活也不少。
宁安在1979年就直接去上一年级了，那时候，她5岁，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
她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做，完全不用周秀云操心。而且她的成绩非常好，好到让周秀云和徐佑军心里都升腾起了希望，这个孩子一定会走出农村，到城里去生活，他们应该更加努力工作，给她提供更好的条件。
1980年，宁安种下的果树第一次挂果，当年帮她种果树的人家都感到无比喜悦。
第一次挂果数量不多，每棵树也就十多斤，但是大家都很高兴，纷纷跑到宁安家，跟周秀云分享这个好消息。
果子熟了以后，他们也没有吃，直接都摘下来送到了宁安家里。
周秀云笑道：“都拿回去，不用给我们。这些年，大家也没少帮我们，这些是安安的心意，谢谢大家对她的照顾。”
“那怎么行？我们关照安安是应该的，她是小辈，我们要是不照顾，那都说不过去。”
最后好说歹说，果子都给宁安家留下了一半。
剩下的被他们带了回去，吃完以后把种子给宁安留下了。
这些种子变成了更多的小树苗。
已经六岁的宁安跟徐佑军说：“爸爸，你帮我想想办法，找块地，让我把这些树苗种下去。”
徐佑军：“……等着。”
他买了两瓶好酒，约上徐广生、周博文，去了徐建功家。
4个男人凑到一块，再喝几杯酒，你一言我一语的，能搞出不少事。
这次四人会谈之后，徐建功召开全体村民大会，商讨徐家屯的未来发展问题。
最后决定，以村集体的名义进行开荒，把整个北山给清理出来。
这也是他们四个人喝酒的时候商量好的结果。
宁安通过小桔子看了他们的酒局，当时，徐佑军说，其实他想过自己承包荒山，但是现在包产到户刚刚施行，谁也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变，“我这上有老下有小，也不敢冒这个风险。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事能干。所以，咱们以村集体的名义干，到时候丰收了，全体村民都能分到钱。咱们一起富起来，谁也说不出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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