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路对刘东来非常的感激，特意写了份报告骑着车子到市里的企业局把情况汇报，企业局的领导得知在小小的轴承厂里还有一位如此人物也非常重视，把刘东来的“事迹”呈报到了市里，这一下刘东来的名声连市长都知道了，市长卢建设特意做出批示，要重用刘东来这样的人才。
市长一句话，下面的人事部门立刻行动，又是开会讨论又是下来调研，得知刘东来出生贫苦，家里的成分是贫农，当初下乡时就当过劳模，是一位优秀的党员，更为关键的是，这位刘东来同志还与省正协的副主席相熟，这样的同志不提拔等待何时？于是决定，要调他到市人事局当副科长，接下来的几天，组织部门的相关领导找到了刘东来谈话，然后一纸调令下来，刘东来就从工人变成了干部。
这件事对于刘东来来说并不十分情愿，虽然他当上了副科长，论职务来说比原来的车间主任要强不少，但是工资方面少了四块钱，从原来的三十六块钱变成了三十一块钱，一个月少了四块多钱，家里的负担又要加重了，只是因为这是组织的决定，他实在是不好意思反驳。
刘琅对父亲调任政府部门倒是无所谓，这本来就是父亲正常的人生轨迹，只是提前了几年而已。
在他前世，父亲应该是在大概四五年后调入政府部门工作，那时阜城的很多工厂都已经面临破产的危险，父亲因为工作努力被区里的劳动局看中，于是就被调入劳动局，后来父亲又找了人把母亲也调入了政府，毕竟当时国家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管理还不是非常严格，正因为父母两个人进入体制内工作，后来阜城市经历了大规模国企破产，大量工人下岗失去了生活来源，对刘琅一家的影响就小了很多，但是他的三位叔叔和姑姑，包括刘琅的爷爷就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而这一世，因为刘琅的缘故，刘东来提前几年进入体制，还一下子当上了副科长，要知道前世时刘东来当上副科长已经是十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当然，这一世刘琅不会在意一家人的工作问题，别说他们有工作，就是没有工作又能如何？他有无数种方法让他们过上好生活，只是他看到自己亲人的生活轨迹已经因为自己而发生了截然不同的转变，让他有种新鲜感。
生活还在继续，刘琅等待着董长山的消息，如果不出什么差错，这一次他恐怕很快就要到首都了。
在等待董长山消息的这段时间，他每天还如往常一样到轴承厂的门卫去看报纸，虽然刘东来已经到人事局上班，但周德路亲自下令，刘琅可以随意在轴承厂出入。
群众日报的头条登出了一条消息。
“沪市第一台桑特纳汽车下线了！”
刘琅拿着报纸看到这条消息后真是感慨万千。
报纸上的消息写的非常振奋人心，什么“国人终于可以坐上自己国家生产的汽车了”，什么“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等等，但实际上呢？刘琅知道，这件事实际只是不知内情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刘琅还记得前世由一位当事人写的一篇回忆录，记录了这辆车出产的始末。
“当时7位工人在沪市牌轿车的总装车间里，辟出一块不大的地方，安装了10多米长的手推导轨，就这样开始组装桑塔纳了。在他们的回忆里，当时的现实情况是没有机械手，只有葫芦吊。安装零件没有规范工艺，螺丝拧不紧就用锉刀锉，榔头敲。
那时的汽车是搁在长板凳上组装的，当习惯了用榔头敲轿车的师傅们看到从木箱子里取出的“白车身”（车壳子）都惊呆了，“怎么不用‘敲’，‘拼’起来就行了？
由于经验缺乏，组装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按计划两天就能装配好，但中国师傅们却用了一个星期。原因很简单：所有零部件都堆在一起，找一个小零件，常常要花很长时间。1983年，第一台组装桑特纳终于顺利下线。当第一辆桑特纳轿车组装成功时，参与组装的工人们深深感受到了中外汽车工业的差距。”
看到了吗？这实际上只是一辆拼凑出来的车而已，即使是拼凑，也让工人们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有此可以看出国家制造业之间的巨大的差距。
这件事给国家的领导人很大的震动，尤其是邓老，一个诺大的国家竟然连拼凑汽车都做不好，还谈什么大国强国？于是他下了命令，要在七年内把这种车的国产化程度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并提出了要拿市场换技术的口号。
为了这百分之八十，整个国家都动员了起来，提升铸造业的提升铸造业；提高精度的提高精度，国内的制造业在短短几年之内就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以刘琅重生者的眼界来看，以市场换技术不过是国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没错，引进德国人的汽车对于带动国家的制造业的确有巨大的推进作用，但这只是在最基础的冶炼、锻造等方面，而最为核心的发动机制造，国家依旧是没有获得多少值得称道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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