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我是到暨南市跟一个客户谈一笔一万套女式夏装的生意，负责销售的经理杨超跟我一起去的。”于洪波回答道。
许长生在来白银的路上已经了解到于洪波和桑芝兰夫妻俩开了一家不大不小的服装厂，工厂大概有五十多名工人，算上销售和后勤，大概有七八十人的规模，于洪波任总经理，桑芝兰负责财务。
“除了杨超，还有其他人知道你要出差吗？”
“后勤的有些人应该也知道，我一般出差前会交代他们一些事情，还有订车票和宾馆的事情也是让管人事的小何办的。”
“哦，你们是坐火车去的。白银到暨南开车也就三个来小时，怎么没有自己开车去？”
“我晕车，短距离的坐坐还行，超过一个小时就会吐，所以我一般都是自己开车的。但这阵子工厂的事情很多，我身体状况不太好，就选择了坐高铁去，客户那边也说了会到车站接我们。”
“你们是什么时候到的暨南市？”
“我们是下午4点20分从白银上的高铁，5点40分到的暨南车站。”
“当晚具体的行程能介绍一下吗？”许长生尽量用随意的语气说道。
于洪波看起来有点不快，他可能觉得许长生这样的问题似乎在怀疑他。
“于洪波，许队长这是例行公事，我们对死者的关系人都是要做这样的例行性问询的。”章睿明又在旁边帮着说道。
于洪波于是接着说道：“客户接我们到他们公司附近的一家宾馆，在那里他们请我们吃了晚饭，边吃饭边聊生意，大概吃到晚上9点，然后约好了次日早上9点到他们公司签正式合同。”
“那你是什么时候接到你妻子桑芝兰出事的通知的？”
“11点多一点，当天早上我们跟客户又谈了一个多小时的合同细节，然后签了合同。刚签完合同，我就接到一个电话，有个自称是白银警方的人问我在哪里，说我妻子阿兰出事了，让我马上回家。开始我以为是有人恶作剧，马上挂了电话，但那个电话又打了过来，这下电话那边说话的是郑媛媛，她慌慌张张地跟我说阿兰真的被人杀了，是她和她堂哥报的案，这回我才觉得事态严重，马上放下生意，赶到车站坐最近一班的高铁回来了。”
“恕我冒昧地问一下，你们厂生意怎么样？”
于洪波苦笑着摇了摇头，说：“我们本来是外贸型企业，主要是做OEM贴牌的，客户主要来自欧美，2018年前生意很好，我们厂最多的时候有200多个工人，订单白天黑夜三班倒都做不过来。但特朗普上台后，大搞贸易战，把关税提高了40%，这样我们的产品就没有成本优势了，导致我们出口生意就很不好做了。这次去暨南市就是想积极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在国内的销售，争取两条腿走路。想不到在这个关键时刻，阿兰还出了这样的事情。哎。。。。。。”说着说着，于洪波语调哽咽，眼角也湿润了。
“冒昧地问一下，你和妻子关系怎么样？”许长生小心地问道。
“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可以说是青梅竹马。我和她，还有姜利民，我们三个人是邻居，年纪又差不多，从有记忆起就玩在一起。虽然她是女孩，但她却不爱跟其他女孩玩，偏偏喜欢跟着我和姜利民玩，简直就是个假小子。”于洪波深情地回忆道。
“我和姜利民都喜欢她，但我们有个君子之约，那就是由桑芝兰自己决定她选择谁，我们绝不为了她的决定而翻脸。”
“那她后来看来是选择了你。”
“是的，虽然姜利民长的比我帅，成绩又比我好，后来还考上了名牌大学，而我只是个高中生，但我比姜利民有魄力。姜利民毕业后回白银进了白银矿业公司工作，但我在白银最大的星星制衣厂做了几年销售后就自己开了洪兰制衣厂。”说到这里，于洪波语气中明显带着自豪。
“姜利民还在白银矿业公司工作吗？”许长生问道。
“他还在那里，他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所以刚来的时候就进了厂办，现在已经被提拔成厂办副主任了，怎么会轻易离开呢。”
“哦，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于洪波从口袋掏出了手机，操作了几下，然后把手机递给了许长生。许长生接过来看到是通讯录，上面显示，姜利民：1350xxxxxxx。
“你和妻子在生意过程中有没有结下什么仇人？”许长生继续问道。
于洪波沉思了一会，说道：“做生意难免会跟竞争对手，供应商，有时候甚至是合作伙伴产生点小矛盾，但要称得上仇人的却是没有的。”
“我看你们房子挺新的，当时为什么没考虑装上监控呢？”
“阿兰不肯装，她说装了监控好像我们家有很多宝贝似的，还不如养条狗看院子呢。”
“叮咚叮咚”，正在这时，院子大门的门铃又响了。于洪波说了声对不起，就匆匆出去看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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