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夏收和秋收，兴汉的缴税状况真的是有了一个好开头，后面却急转直下。
安右道开了好头，其他省几乎都拉胯，甚至有一种默契要给各省下派钦差公公的皇帝一点好看的想法。
这种默契说不出来，但共性都是放任钦差公公做恶好收集证据，甚至坐视民怨沸腾，然后再拿这些证据倒逼皇帝。
意思是“看看你干的好事，让你绕过文官集团肆意插手下面事务，看看搞成什么样子了，今后可不许再这样了”。
这是一种国家权力方面的较量。
皇权受到了挑战，但皇帝还不能发飙干掉几个给自己上眼药的文官，如果那么做的话当然爽，但他在历史上的名声就是“暴君”了，遗臭万年。
真的被皇帝干掉的文官到底怎么想不清楚，但文官集团和文人们必然会将他们塑造成清官、直臣，因为劝谏而被暴君干掉的好官。
死几个文官整个文官集团文人群体不痛不痒，于是皇帝不爽之外还真的做不了什么。只能生气自己的太监们一个个看起来忠心耿耿，怎么到了下面以后全变成那副样子。
责罚，责罚有什么用，不还是打自己的脸。今后和文官们争一些事的时候，要老是被拿出来说，时不时被刺一下，烦都烦死了。
于是皇帝死不认错，只是把钦差公公们召了回去，当成无事发生一般让下面的地方大员们好好解决闹出的乱子。
然后赶紧把剩下的夏粮秋粮押解上京，前线还等着吃饭呢！
文官集团认为这个胜利虽然不完全，但已经算是一次不小的胜利了。
只是点火容易灭火难，他们纵容公公作恶，某些人甚至暗中煽风点火，等到闹出民乱的时候更是坐视对方发展壮大，想用这种方式让这些钦差太监们的“恶”显得更大。
好拿来打皇帝的脸，然后以此争一些朝中的权力。
现在他们眼中的大事办完了，回头发现民乱摁不下去，火灭不掉了。
只能说这一次的内耗来的真的是莫名其妙，双方显然都有错。北方的军事压力稍微小一点，朝堂上就开始内斗了。
现在民乱起来之后各地有变成匪寇的，有自称义军要争天下的。也有四处流窜变成流寇的，祸害完一个地方去下一个地方祸害，活着就是为了破坏，破坏就是为了活着。
事情逐渐变得越来越没法收拾，各处的匪寇、义军像一股股火焰般四处流动，破坏正常人的生活，破坏当地的生产。
许多官员不约而同使用招安的方法招降了首领，但奈何急功近利过河拆桥，以为把首领骗着杀了就把事办成了，民乱也就散了。
等事情传出去招安便成了笑话，绝大多数匪寇、义军都不再信任官员，生怕被过河拆桥。
各地的地主富户只能组建武装力量自保稳定局势。
他们出手显然比被抽调过军事力量的官兵更有效果，很快就把匪寇、义军打散击溃。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保卫桑梓”。
结果搞笑的来了，官员们见他们居然犹有余力组建武装力量保护自己。为了完成朝廷税收的任务，对这些地主、富户继续额外加征。
当然话说的好听，说是提前征明年的，明年就不用纳了。
钦差来了勒索他们，匪寇来了要他们抵抗，朝廷收过了税现在还要加征。
地主们当然十分不忿，把税给官府谁知道钱又去了哪里，是不是又被谁给贪了。
大家交了税，官府还保护不了大家，那还交税干嘛？
还真有地主开始煽动本村农民，凭借手里的武装力量抗税的。
衙门对付不了匪寇、义军，却来欺压能打败匪寇的自己，凭什么！
见到地主都起来反抗，官府恫吓不成就息事宁人，去欺负好欺负的人去了，硬骨头啃不下来就不啃了。
这些人顿时觉得以前真是迷了心窍，原来衙门如此欺软怕硬，早知道就早点这么干了。
有了武装力量的地主不可能安坐不动，而是掀起了更赤裸裸更直接的土地兼并，将不少自耕农从土地上赶走霸占他们的田地，还要逼他们当佃户。
原本快要被扑灭的民乱现在已经去芜存菁，剩下的都是要么能跑要么能打的，都有一定的本事。
本来他们已经见不到希望了，各地的地主都开始防着他们，他们无法从任何一个方向有所突破。
结果失地农民纷纷加入了他们，一下子壮大了他们的力量。而地主武装那边失去了农民的支持之后，反过来一下子就被击垮了。
秋收结束后闹了3个月原本要逐渐熄灭的民乱，如今又熊熊燃烧了起来。
北方战事依旧在僵持。
原本民乱被压下去的时候，各地官府总算能押解钱粮上京。
虽然完税率都不高，但皇帝还只能捏着鼻子嘉奖他们，说南方民乱的时候能有这种水平，大家都尽力了。
结果钱粮捉襟见肘，北方战事就更难了。
已经有一些部队开始半饥半饱只能原地防守，但凡让他们出击，还没打就能把自己跑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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