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因为这种极度自信的豪气，广陵事件后，大周一片哗然；钱塘口血战后，更是群情激奋。
要不是舆论的阵地全部掌握在内阁手里，洛都的读书人也都被套上了马鞍，要化解这波舆论潮绝对不容易的。
所以，朝廷要办水师，对荷兰实施全面贸易禁运，在天下舆论眼中，也有些保守了。
只有那些东南沿海的买办，因为海贸吃得脑满肠肥，才会对朝廷的强硬政策颇多腹议。
国家如何、社稷如何，从来都不在他们眼中。
能满足他们利益的朝廷也只是凑合，只有被他们掌握的朝廷，才是“真正的”好朝廷。
只有姜云逸心里最清楚，革新不是革命，哪怕有些人死有余辜，也不能过于激烈。
革命的阶段一定要杀彻底，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革新的阶段一定要慎杀，没有共识就没有共同发展。
一个社会不可能总是靠暴力革命推动发展。
当然，他对此也没有太大压力。
相较于新中国内忧外患的七十多年，这个时代，外敌对大周还构不成生死存亡威胁，革新的压力主要来自内部。
买办集团也只在东南沿海，还没有渗透进朝廷各个角落。
各方利益集团的结构还比较原始，以地域为主要分布范围，并没有明显的相互交织在一起。
这就给朝廷分而治之提供了条件。
江东的问题，一定要速战速决，展现朝廷刮骨疗毒的魄力和能力，剩下的地方再刚柔并济地厉行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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