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那是一个夏天特别热烈的年份，仿佛太阳都在努力炫耀自己的热情。6月12日，南京城南的武定河边，阳光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三个调皮的小屁孩，光着屁股在河里嬉戏，水花四溅，欢声笑语不断。
突然，一团圆鼓鼓的棉絮像只白色的水球，悠悠地从岸边草丛中飘了出来。“看我的！我要射门了！”一个孩子像条灵活的鱼儿，两脚一蹬，上半身跃出水面，一把抓住了那团棉絮，然后用力一甩。
谁知，这团棉絮在空中突然解体，一个塑料袋“扑通”一声掉了出来。三个小家伙好奇心大起，像三只小鸭子一样争先恐后地朝塑料袋游去。当他们靠近塑料袋时，一个个瞪大了眼睛——天哪！袋子里居然装着颗人头！
与此同时，在城北的双塘河边，一个小学生正全神贯注地盯着一只鼓腮喘气的大青蛙。他猛地扑了过去，手到擒来，青蛙在掌心挣扎着。可是当他擦去脸上的泥浆，看清了手中之物时，不禁尖叫起来：“妈呀！这是人的脚！”
不远处，一个老头正在用扳网捞虾，听到孩子的尖叫，他脚下一滑，一屁股坐在了泥地里。他本能地伸手去摸，结果摸到了一块软绵绵的东西。他低头一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那居然是一只齐手腕被斩断的死人手！
整个夏天，南京城都笼罩在一种说不出的诡异气氛中，人们议论纷纷，都在猜测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而那三个孩子和老头，也成了这个夏天最“有名”的几个人物。
1973年6月12日，傍晚7时25分，南京市公安局的电话铃声如同急促的战鼓，城南、城北两处报案声几乎同时响起。警笛声划破宁静的夜空，几辆警车迅速驶出，奔向两个神秘的现场。
双塘河边，晓庄大队的村民们仿佛闻到了什么大新闻的气息，纷纷涌向河边，想要看看城里警察在塘中打捞的究竟是什么。在这群好奇的人群中，妇女队长叶凤英挤开众人，冲到了刑警老贾的面前。
“老贾，你们要找的人肉块，我家也有！”叶凤英一脸认真地嚷道，声音在人群中回荡。
老贾被叶凤英的话惊得差点没站稳，他揉了揉眼睛，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叶大姐，这种玩笑可不能随便开。”
叶凤英急了，连忙挤到老贾身边：“我真没开玩笑。8号半夜，我家狗突然叫个不停，我起床想把它拴回家，结果听到‘陋’的一声，有东西砸在门上。我不敢开门，从窗户往外看，看到两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往城里去了。第二天，我在门坎上捡到一块肉，形状像猪蹄膀，但皮很白，没有毛，还有一股腥臭味。我嫌恶心，就扔到马路对面的粪坑里了。”
老贾听了叶凤英的描述，心里咯噔一下，立马跟着她来到粪坑旁。经过一番努力，他们果然从粪坑里捞出了一块被剪掉乳头的乳房肌肉和两块股部肌肉。
子夜时分，市局刑警大队刑事技术科长章明义带着几名法医，来到了城南和城北的抛尸现场。他们顶着闷热与恶臭，对所有打捞上来的尸块进行了初步检验。
“血型相同，腐败程度相近，没有人体重复部位，凡是能区分性别的，都是女性。”章明义摘下乳胶手套，在尸体检验报告上认真地写道，“这起案件，绝对是南京解放20多年来从未发生过的一起恶性杀人分尸案。”
夜深了，但章明义和他的同事们却没有丝毫睡意。他们知道，这个夏夜，注定不平静。
案发后的八天里，南京市革委会动员了数万名群众，他们手持网兜和钩子，几乎将整个南京城翻了个底朝天。从池塘到水渠，从机井到涵洞，甚至厕所和粪坑，都被一一搜索和打捞。
在这场大搜寻中，刑警们陆续从五个水塘、五个厕所和一个粪坑里发现了被肢解的女人骨、肉组织共计四十九块。这些尸块，有的重达三斤半，有的轻得只有贝两多；最长的有三十厘米，最短的只有九厘米。它们就像是一出恐怖的拼图游戏，等待着人们去揭开背后的真相。
而在这场大搜寻中，玄武区环卫所的清洁工人周桂森，成为了第一个发现尸块的人。他在6月6日上午到鼓楼厕所抽粪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碎片。而根据侦破组的调查，这一发现，是所有尸块中出现时间最早的。
章明义，这位刑侦专家，带领着他的法医团队，对这些尸块进行了细致的检验。他们利用X光造影、塑模试验和切片检查，试图从这些碎片中拼凑出被害者的真实面貌。他们走访了口腔、病理、皮肤、解剖等九个专业的数百名医务专家和学者、教授，逐步勾画出被害者的“脸谱”。
这位被害者，年龄在17岁至25岁之间，未曾生育。她可能是工厂的青工、在校学生，或者是待分配或下放农村后倒流城市的女知青。她的头枕部发际处有一块约2分硬币大小的陈旧性疤痕，上门牙咬合不齐，属龇牙（一度超合）。她应在6月3日以后被害并遭肢解，即发现尸块的时间距死者被害时间，大约在7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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