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宫廷秘事重重的明朝晚期，朱常洛的母亲王氏地位卑微，从未得到明神宗朱翊钧的宠爱。尽管朱常洛身为皇长子，但由于其庶出的身份，始终未能赢得父亲神宗的青睐。时光回溯至万历十四年（1586年），当备受恩宠的郑贵妃诞下一子，取名朱常洵，神宗与郑贵妃私下订下了颠覆传统的密约——意图打破“废长立幼”的禁忌，立朱常洵为未来的储君。
这一石破天惊之举激起轩然大波，不仅遭到铁腕背后的李太后的坚决反对，更引起满朝文武基于“嫡以长尊，无嫡立长”这一千秋不变的皇家继承法则的激烈抗争，一场围绕皇位继承权的“国本之争”就此拉开了长达十五年的序幕。
直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深秋十月，在内外压力之下，神宗皇帝被迫妥协，正式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而朱常洵则受封为福王。这场皇位争夺战看似尘埃落定，实则暗潮汹涌，朱常洛的太子宝座并未因此稳固，而是如同风雨中飘摇的小舟，时刻面临着颠覆的危机。
不出所料，在诡谲莫测的宫廷斗争中，潜藏的危机终于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浮出水面，一场针对太子朱常洛的刺杀阴谋—梃击案爆发。
1615年五月初四的傍晚，京城皇宫禁卫森严的太子宫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一名来历不明的男子张差持械闯入，意图行刺太子朱常洛。随着张差被捕及审讯深入，惊人内幕逐渐曝光：他声称是由郑贵妃身边的亲信宦官引入宫内的。这一爆炸性消息瞬间引发了举国震惊，舆论纷纷指向郑贵妃，指责她策划了这场险恶的刺杀行动，甚至有人揣测其兄郑国泰可能参与其中，欲除掉太子以篡夺皇位继承权。
面对排山倒海般的质疑声浪，郑贵妃惶恐不安，急奔向神宗求助。深知无法用强权压制沸腾民怨的神宗，唯有建议郑贵妃向太子寻求谅解。走投无路的郑贵妃只好硬着头皮恳求太子息事宁人。而出乎众人意料的是，朱常洛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表示只需严惩张差本人，不必牵连其他人。于是，梃击案以张差被依法处决，其所供之人或流放边疆或悄然消失的方式匆匆落幕，但这起震撼晚明政界的梃击事件并未因结案而彻底平息，反而成了笼罩在皇室上空挥之不去的阴霾。
太子朱常洛虽在这场国本之争及梃击案后稳固了储君的地位，使得郑贵妃及其党羽再难与其正面抗衡，然而宫廷之内，两人阵营的关系并非表面上的和平共处，实则暗藏着不可调和的深刻矛盾。这些矛盾犹如隐藏在华丽帷幕下的利刃，不断割裂着原本就脆弱不堪的皇室内部团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期间的宫闱斗争如同火种一般，为后来发生在泰昌、天启年间的更为激烈的权力角逐奠定了基础，而在一切暗潮涌动之下，红丸案的发生只是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已。
在那神秘深邃的大明宫廷中，身居皇长子高位的朱常洛，自小便如一颗明珠蒙尘，未曾得到父亲明神宗丝毫的垂怜。十三岁始得开蒙读书，却又早早中断学业，人生的旅途曲折蜿蜒，充满了崎岖坎坷。在这漫长的储君岁月里，他生活在父亲冷漠的阴影下，内心世界愈发孤寂，渐渐沉醉于酒池肉林，寄情声色以慰藉心灵的痛苦。如此生活，自然严重损耗了他的健康资本，身心疲惫，积疾暗生。
终于，在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的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驾崩，命运的车轮将朱常洛推上了帝位，改元泰昌，开启了他短暂而饱受争议的帝王生涯，世人称之为明光宗。甫一登基，这位新帝即展现了他的仁德之心与治国决心，短短数日内，连续两次豪掷百万两白银犒赏辽东等地戍边的英勇将士，同时果断取消了矿税和榷税，召回了横征暴敛的矿税使，强化内阁力量，一系列举措迅捷有力，令朝廷上下乃至民间皆为之动容。
紧接着八月初一那天，朱常洛在庄严神圣的登基大典上，他脚踏华贵的玉履，步伐稳健，面容和悦，不见丝毫病态，仿佛体内积蓄的疾病此刻并未显现，尽显帝王威仪，令观者无不叹服其气度非凡。
朱常洛荣登大宝后，郑贵妃心中因曾涉及国本之争的风波而忐忑不安，为了确保自身的地位稳固，并在新帝面前博取好感，她精心挑选了八位美貌出众、才艺双全的侍女送入光宗的后宫。与此同时，郑贵妃还巧妙地与光宗新近宠爱的李选侍（人称西李）联手，二人共同编织了一个以美色为诱饵的政治棋局，企图借此机会为自己争取到皇太后和皇后尊崇无比的封号。
好色成性的光宗接纳了这八位能歌善舞的绝色佳人，从此沉溺于歌舞升平之中，昼夜欢宴，恣意享乐。然而，光宗本就体质羸弱，这般急剧的放纵生活，无疑是在加速消耗他的生命之火。短短不足十日，原本就已经疲态初现的光宗，其容貌迅速衰老，病体陡然恶化，衰弱的程度令人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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