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陈世儒表面上有着充足的辩解理由，但身为一家之长，同时也是李氏的夫君，对于发生在自家府邸的如此惊天巨案，他竟然毫不知情，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轻易撇清其应负的责任。
随着案情愈发扑朔迷离，这桩震惊朝野的弑母案正式进入了激烈的司法较量阶段。大宋朝廷派遣了最高层级的司法力量，力求拨开迷雾，还原真相。然而，即便开封府全力以赴，历经半年多的侦查审理，案件仍然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军巡院的官员基于现有证据，提出李氏虽有恶意，但缺乏明确指示他人杀姑的确凿口供，按照当时的法律条款，并不足以判处死刑。另一方面，开封府尹苏颂陷入了纠结，他认为陈世儒对妻子的阴谋并不知情，这种状况令他左右为难，导致案件停滞不前，持续拖延。
与此同时，开封城内谣言四起，有别有用心者煽风点火，散布陈世儒夫妇联手谋划杀母的不实言论，甚至谣传开封府尹苏颂故意包庇二人，这让本已沸腾的舆论再度升级。而这些传言并非全然虚构，它们背后隐藏着一些未经证实的线索。
在案发之后，李氏为了自救，求助于自己的母亲，希望她能够找寻途径游说同知枢密院的吕公着出面干涉此案。焦急的吕氏连夜赶往吕公着府邸，传达了女儿的恳求。遗憾的是，吕公着虽然身处高位，但他深知职权界限，身为同知枢密院，无权插手开封府的具体审判工作。更何况，吕公着秉持公正廉洁的原则，不愿为此事沾染任何不义之名，因而果断拒绝了吕氏的请求。面对如此答复，吕氏只能满含泪水黯然离去。
在风云变幻的北宋官场上，尽管吕公着坚守原则，拒绝了亲戚之间的私下请托，但这起骇人听闻的弑母案并未因此止步于司法层面。同一姓氏下流淌的血脉，终究无法完全隔断关联，吕公着的侄子吕希亚，一个大理寺评事，以及陈世儒的朋友之婿、赞善大夫晏靖，这两个重量级人物开始涉足此案，介入调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晏靖不仅在官方渠道上探询案情，甚至还与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司马光之子司马康进行了私下交谈，探讨此案的细节。这一系列的动作，犹如一块巨石投入平静湖面，迅速激起一圈圈涟漪。原本围绕着人伦道德的惨烈命案，自此不再单纯，它悄无声息地与朝堂之上激烈的新旧党争缠绕在一起，化作一场更为复杂、更为恐怖的政治角力，让整个北宋朝廷为之震动。
在宋神宗全力推行王安石锐意革新的变法时期，吕公着和司马康之父司马光作为旧党的领军人物，坚决抵制新政，而陈世儒的岳父李师中更是与司马光、苏轼、苏轼兄弟等旧党核心人物交情甚笃。此时，新党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们决定利用陈世儒家中的弑母案，作为攻击旧党的利器。
握有实权的新党重臣吕惠卿果断出手，授意御史舒亶接手此案，并意图将其升级为一场政治清算，欲将旧党势力一举铲除。原本一桩骇人听闻的刑事命案，顿时引发了整个大宋朝廷的关注。宋神宗，虽支持变法，但也敏锐地捕捉到了此案所能带来的政治影响力，他亲自过问，并对苏颂强调：“此案涉及人伦大恶，务必彻底追查！”
负责此案的苏颂态度中正不阿，他回应宋神宗：“此案已交由司法部门处理，臣既不敢轻纵罪犯，也不会刻意加重其罪。”在苏颂公正无私的审理下，这起案件并未如新党期望的那样发酵扩大，从而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新党见苏颂并不配合，认定他是阻碍计划的绊脚石，于是决定对他进行排挤，企图将他从案件中剔除出去，从而能够更好地操纵此案，实现打压旧党的政治目的。
元丰二年（1079年），苏颂在尚未就陈世儒案作出定论之时，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祥符县令李纯所牵连的违法僧侣案波及，御史舒亶以此为契机，以“故意放纵罪犯”的罪名弹劾苏颂，迫使他被贬至濠州出任知州。苏颂遭贬黜，意味着陈世儒案失去了一个公正裁判的舵手，案件旋即被移交至大理寺进行重审。
这时，大理寺丞贾种民，作为新党阵营的一员，顺势接管了此案的审理权。于是，原本的人伦悲剧逐渐演化成一场新党打击旧党的政治大戏。新党以陈世儒与旧党关系密切为由，蓄意扩大此案的影响，陆续逮捕了与陈世儒有亲属联系的吕希亚、晏靖，甚至连吕公着的女婿、儿子等一干人等均未能幸免，被投入囹圄。
戏剧性的是，早已被贬谪至濠州牢狱的苏颂，在那里竟与同样因“乌台诗案”被捕的大文豪苏轼不期而遇。贾种民试图逼迫苏颂诬陷吕公着曾向其求情干预此案，但苏颂坚守底线，断然拒绝：“诬陷他人致死，是我绝对不能做的事情！”由于苏颂拒不合作，新党再次对他施以贬谪。
眼看案件越闹越大，宋神宗察觉事态失控，急忙下令将案件从大理寺转交给御史台审理。然而，此时御史台的掌舵人蔡确不仅是新党内部的重要人物，而且他与陈家有宿怨——当年蔡确的父亲蔡黄裳在担任陈州录事参军时，因故遭到陈执中罢免职务。新仇旧恨交织，蔡确决意借此机会报复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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