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光琛一直留在杨振的大军之中，一方面是希望看到乌拉城之战的结果，另一方面也确实有许多事情要与杨振沟通商议。
这几天，与杨振朝夕谈话，但是他们谈论的各种问题，几乎都是与关内的局势演变有关的话题。
比如，继续扩大移民规模的问题，比如尽快调遣许天宠率部渡海南下的问题，比如增加往徐州方面输送粮草数量的问题，再比如专门设置一个登莱南路总兵府堵住登莱南部防御漏洞的问题。
还有许多关于围剿流贼战略战术的问题，甚至包括了杨振主动提及的如何预防“疙瘩瘟”再次肆虐流行的问题。
唯独对于关外的形势，由于前景一片大好，方光琛并未来得及与杨振深入沟通。
在乌拉城易手之前，方光琛对于关外战略的思考，仍旧停留在前几个月他们几个人商定的犁庭扫穴、彻底歼灭清虏的计划上面。
不过，随着清虏小朝廷在乌拉城的败亡，随着清虏小皇帝及其生母皇太后的投降并被送到杨振军中，这个计划基本上算是大功告成了。
虽然眼下仍有两个清虏宗室王爷逃亡而走，但是清虏小朝廷最后的主要残余，已经覆灭，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了。
基于这个意外到来的“惊喜”，方光琛以为，接下来杨振或许会对此前的关外布局做出一些调整。
虽然一鼓作气征讨并收服黑龙江流域各个部落，将金海镇和征东军的势力覆盖到以往“大清国”所覆盖的全部地方，这一点非常重要，可是相比于如今波诡云谲的关内形势来说，却又显得没那么紧迫了。
在他看来，在今时今日的形势之下，过去他们一直秉承的关外问题优先的策略，似乎可以转变为关内问题优先了。
如今，江北地区，尤其中州腹地，朝廷力量几乎退场。
从南到北，比如宛洛一线，从西到东，如陕州、洛阳、开封一线，已经完全失管失控，民间草莽四起，纷纷占山为王。
而与此相应的是，张献忠西进巴蜀之后，李自成已经彻底完成了中原、湖广、江淮各地流贼势力的整合，已经建章立制，设置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并大肆选派委任地方文官，开始治理地方军民事务。
接下来一旦李自成大军再入中原，自南阳入洛阳，或者渡河北上入山西，或者直驱开封，过河入河北，那么大明京师可就直接面临危险了。
在这种极可能成为现实的态势面前，即便早就对京师朝廷存了别样心思的方光琛，也忍不住对关内局势忧心忡忡起来。
倒不是他对大明朝，尤其对京师朝堂有多么赤胆忠心，这一点根本谈不上。
他真正担心的是，真到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关键时刻，杨振缺席。
真要是到了天崩地裂的那一天，到了京师沦陷的时候，万一李自成拥兵入京师，顺势坐了天下，那他们可就真的悔之晚矣。
当然了，这些话方光琛没有办法明着说，这么多人在场，他也只能通过意味深长的询问，提醒杨振一下，并确认杨振的真正态度。
如果杨振对此有所犹豫，他就可以顺势建议杨振，在处理好乌拉城的善后问题之后，派遣一到两员总兵官并力北上，挟覆灭清国后的大胜之势，慑服北方各部落即可。
在他看来，眼下完全可以暂时参考一下大明朝以往的策略，对原来努尔干都司辖地的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各部落，继续采取封官、授权、委托统治的“羁縻”之策，就跟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一样。
只要他们不在自家体系转向关内角逐的时候在自家后方捣乱，那就一切都好说。
至于其他的，最好是等待将来关内尘埃落定之后，再实行大举移民实边，变“羁縻”为实控，然后执行改土司为流官的制度。
这样做，或许要花费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但是胜在稳妥，不至于牵扯过多兵力，而且失败的风险也小。
然而可惜的是，杨振对此并不认同。
虽然杨振本人知晓明末历史大势，知道原时空李自成的做法，但这一世，已经有了许多改变。
一方面，杨国柱没有在辽东阵亡，宣府兵也没有在长期滞留辽东后全军覆没，而那个大同总兵王朴，也没有因为原时空的那场兵败而被朝廷处决。
而这一世，杨国柱的宣府军虽然有所损失，但整体实力得以保存，甚至因为立下的战功，其麾下部将多有升赏，出了几个总兵，回到宣府镇的辖内后兵员必定会有补充，力量也将壮大。
至于王朴，杨振虽然对他没有多大信心，可是原时空王朴被杀后接替他的那个姜镶，更不堪。
在原本的历史上，如果不是因为姜镶在听说山西总兵周遇吉已经在宁武关全军覆没的第一时间，向李自成送上了降书，李自成很可能就暂时留在山西境内了。
这一世，王朴没死，大同兵也没有在辽东全军覆没，姜镶也没有取代他当上大同镇总兵，李自成进军山西的结局或许会有所不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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