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生意？”张居正看着范进，眼神颇有些玩味，“退思，说实话，你让老夫有些失望。这个建议如果是其他人提出来，老夫会觉得恨满意，但是对你来说，这个方法太泛泛了，与你的雄心壮志和往日的表现大为不和。自月港开海以来，朝廷与外藩的贸易并不少，但是收益却十分有限。月港每年岁入不过两万两，就靠这么点小钱，能济什么事？”
“月港两万两，是因为太监在管。大头的收入进了太监的口袋，所以朝廷的收入便少了。其次，便是征税的法子有问题。月港不是良港，夷船不易停泊，之所以选在月港开海，是因为其地在闽省，便于漳、泉两州百姓领取船引，出海便当。倭寇之中多有闽人，开海的目的就是给闽人一条活路，不让他们铤而走险，是以开海不为牟利，只为安民，这样的港口，确实所得也有限，朝廷的收入就只有船引钱，以及出海货物税款。这里面的收入不大，真正的大头控制不住。依小侄之见，要想开财源，就要多开港口。不但要把货卖到夷处，更要把夷商请到大明来。不要把夷人当贼来打，而是要当朋友交。正德年间，我大明水师就曾打破佛郎机舰队于海上，但是两下并未因此成为生死之敌，反倒是将壕境租与夷人居住，年得款两万零六百两。昔日壕境本为不毛之地，岁无所出，租赁与夷人便成广东地方一处重要税源，一进一出，利害不言自明。”
范进又道：“其实我们广东人都知道，夷货是禁不住得。朝廷嘴巴上说要禁止番货，实际广州城里就从没少过番货卖。小侄上京时送的礼物，就有不少是南洋夷货。可见这东西拦不住，与其硬坐恶人，不如因势利导，就让番货光明正大进来。以我之有，尽遂夷人之需，两下商贾互通有无，朝廷以官方督办，按值抽分。这里面自然要有太监监督，但是也要设文官作为掣肘，以免好处都落到太监的口袋里，更放着他们盘剥商贾夷人，坏了通商大计。以沿海丝、茶、瓷器等物，易夷人之银，这样的开源远好于收税。官府不把眼睛盯在百姓的钱袋上，愿意让国内有钱人越多越好，才是人间好世界。”
“我先不说开海有多难，只说你说的利，此利利在商，于官何益？相反，夷人可以自由往来，我大明海疆虚实尽收其眼下，他日若兴兵来犯，我大明机密尽为人所知，又如何抗敌？”
“世伯。夷使进京一样要沿途周转，我大明还有什么虚实是他们看不见的，又何必怕多几个商贾？再说，我国的商贾出海，对方一样可以询问。只要开的价码合适，商贾们一样不会为大明保守机密。是以机密之事没什么可考虑，该泄露的总会泄露，能保住的总能保住，不在于他来或是我去。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发，朝廷曾严肃海禁，海上片帆不见，倭寇之患却比未禁海时猖獗百倍。直到先帝时月港开海，倭患为之大减，如今已成癣疥之患，不足为虑。可见备敌如治水，不在于堵，而在于疏。只要朝廷有足够的钱粮可养大兵，百姓腰包丰厚，不去铤而走险，纵然有人兴师来犯，也必然全军覆没，难逃公道。以我泱泱大国，何惧番邦诸夷?”
范进顿了顿，又道：“再者，这次小侄也见了几个夷人，了解过海上局势。夷人眼下在大明总归是少数。只要没有本地人帮衬，他们闹不起什么风波来。而百姓们若是有衣有食，不至于饿死，谁又愿意为夷人效力？再者当日倭寇风头最盛时，海上以汪五峰为首。只要招募五峰，则海疆可定。只是王本固之流坏事，将一桩好好的招安变成了一场祸事，让倭寇之乱又多了几十年。如果我们可以招安海上一路巨匪，令其拱手来降，每年向朝廷缴纳大笔税金约束海上诸盗，则国库可以充盈，海防也可安稳。”
张居正看着范进，“你是说，如今海上又出了一个五峰？”
“五峰因势而成，不可能再出第二个。如今海上再不可能有那种海王，无非是几只像样的螃蟹罢了。这次所谓的暹罗使，实际便是大员岛主门下。那一路人马颇有些气力，又有心来投朝廷，小侄认为可以考虑……”
张居正脸色一寒，“住口！你可知通倭是什么罪名？”
范进心道：通倭是罪名，捅倭又不知是什么罪名。这倭寇头领被我捅的都快生孩子了，这又怎么算？但是嘴里说道：
“世伯明鉴，小侄天大胆子也不敢通倭。这大员岛主乃是大明子民，无论如何也不是倭寇，海上之人，亦商亦盗，本就是常态。此人于大员聚众数千人，已成一方豪强，且与夷人有所结，颇有几分气力。最难得者，此人于国朝赤胆忠心，情愿接受招安，为大明镇守一方。只要个名分，就愿意为大明镇守国土。大员虽为大明版图，然澎湖巡检司名存实亡，大员亦缺少衙门约束，岛上土人猖獗，有大肚番自立为王，不奉王化。似此等不毛之地，以大兵相攻，兵费开支庞大，得不偿失。如任其自生自灭，则此地朝廷就难以干涉。像这样的豪强，正好是朝廷藩屏。当年郑和封施氏于旧港，百年之后，物是人非，施氏灰飞烟灭，于大明既无益也无损。如今大员距离远比旧港为近，朝廷如果支持一个肯接受羁縻的土司，远好过容忍一个不知天威为何物的土司。如若他日不奉节制，只要不予扶持，也不过是施氏第二而已。何况如今大员之贼若为盗，则可糜烂沿海，十年未必得平。若为我所用，则可保沿海安宁，商路通畅，为大明节省兵费无数，个中利害，望世伯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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