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旭日初升，于此酷暑时节，这个时刻算是一天里最适合劳动的光景。日头尚不算毒，偶尔有些许微风吹过，便是这难熬夏日里老天惟一的慈悲。
水田间的农夫抓紧这难得的舒适天气，开始了劳作。上元水利发达，土地比北方的田地强得多，但是洪涝灾害始终如同一口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这些勤劳朴实的农人头上。
按照时人记录，每遇水至就要全村老少上圩驻守，如同备寇。一旦决口则良田化为湖泊，一年辛苦变成泡影。
而且这种水利设施，都是地方居民以村庄或是家族为单位，自发建造的，官府并不过问。自身抗灾能力差，又得不到其他人协助。本是鱼米之乡的百姓，却要担心被洪水夺去全家口粮，为了不饿死，田地里只能种植各类米豆主粮，在江南闻名的经济作物种植，在上元是看不到的。（注）
范进与刘勘之、顾实两人在树下看着田间百姓的劳动，指着那些农人道：“我家也是农人出身，可是我娘从小就不许我下田，说是不能让我的手沾上泥巴。如果不是娘如此疼我，现在多半我也像他们一样，在家乡的田里忙碌，不会有今天。我们广东那里的田地不比江宁肥沃，天灾更多一些。除了洪水，还有风灾。那里的风一刮起来，能拔树毁屋，住在那里，真的是要有几分胆量和运气的。跟我们比起来，这里的农人还稍微幸运一些，但是比起浙江那边就差远了。”
“江浙膏腴之地，百姓又大量种植桑麻，日子才过的富裕。毕竟同样一亩田地，种桑麻的收益，远比种粮来得高一些。”刘勘之虽然是书生，但对于农事也并非一无所知。加上他朋友多，又一直立志于天下，对各地的情形也颇为了解。
“其实一条鞭法对于东南最大的便给，就在于杂色折银。把朝廷对于杂粮的征收，都改成了银两。百姓只要交上正课，其他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以上元为例，其赋税在东南几省中为最轻，若是广植桑麻百姓生计便不成问题。但问题在于知易行难，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想做就做的成的。”
范进也明白，这年头的人眼界或许有限制，但是脑子绝对不笨。在眼皮子底下种经济作物，民间纺丝商人收购，比起到远处收丝，光路费就能节省不少。这种浅显的利益，百姓不会看不到。那些乡绅也不会放着发财的路子不走，一门心思种植主粮，这里面肯定有其他原因。
刘勘之看看顾实，后者看了眼范进，目光又转向被处，仿佛是回答这个问题，又像是自言自语：
“上元这里原本也有人种那些东西，但是后来就没人做了。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范县尊不是此地人，来江宁时间尚浅，不知此地灾害情形。每到水生之时，首先老百姓要考虑水利，洪水一来，田地尽毁，一场辛苦化为东流不说，全家老少的口粮就是问题。种粮食就是为了与天争命，趁着洪水未到，先抢收庄稼。有了存粮，就可以活下去。依我看大家种稻麦豆子也没什么不好，虽然它们所值有限，却都是救命的食物。种这些东西日子穷一些，倒不至于饿死。再者说现在这样也没什么不好，总不能所有人都去种桑麻，如果种粮的人比种桑的人少，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了？”
他的观点不能算错，从某种意义上，其实也算是切中要害。明末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作物越种越多，南方的米粮产量大减，导致在粮食问题上发生较为严重的危机。
如果范进眼下是在朝廷大佬的角度，会对顾实的话表示赞同。毕竟在那个高度上，百姓只是个数字，看不到他们的喜怒哀乐，也就谈不到动感情。可是在县令这个身份，看到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想问题的角度和思路就注定不一样。
人做事除了对错，还要考虑利益。尤其是站在自己角度上，这件事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害，总是第一思考要素。范进如果是应天巡抚，就会从全省的布局思考问题，但他现在是上元知县，要管的就是一县的民生以及县里经济发展。
所谓父母官不是说说就算的，他得考虑这一县子民的经济收入和家庭生活，为了自己这一县利益跟其他人争权打架，也再所不惜。
大明的经济结构作物分配，保证多少耕地红线，这种全国高度的话题，得等他做了京官以后再行考虑。至于眼下，他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把上元经济搞起来。让上元的百姓越来越富，吸引更多人流入上元，这才不负自己的岗位，再者非如此也没法满足课税要求。
上元的地租虽然是东南最低，但是上元的赋役却是东南最重。原因就是曾经离国都很近，抓这里的差最方便。眼下虽然国都早已不在此，可是徭役未减。再加上大批的不服役人员，这些在酷暑时节挥汗如雨肉袒深耕的农夫，几乎人人头上都顶着徭役。
实行一条鞭法后，他们倒是可以不用去服役，但是得交银子。以目前的作物结构，他们根本就拿不出足够的钱来折低应服徭役。眼下都是靠借贷交赋，要不就是申请减免。种植经济作物，获取更高的收入，才是保证一条鞭法得以实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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