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巡抚朱全忠自从在内阁会议打了包票，保证江西的赋税上缴会再上涨一倍后，在江西全境推行了所谓的“新政”。为了应付突然上涨的秋税，各地税务官可以说是绞尽脑汁，联合当地的基层士绅，使出浑身解数，要把骨头也榨出油来。
而江西为了支持第二次夏奉战争，夏税已然倍增，民间老农大多借上了民间高利贷，官府也祭出了祖传的招数——开征特别税。
由于1920年时，朝廷与各地督抚代表共同制定了《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暂行标准案》，其中占据税费大头的盐务税、关税、常关税、烟酒税、卷烟税、煤油税、邮包税、矿税、印花税等项目被收归国有，地方财政主要依靠田赋、契税、牙税、当税、商税、船捐、房捐、屠宰税、渔业税和其他杂税杂捐。
至于厘金，这玩意的存在或废止一直是一个重大议题。仅仅在朝廷控制下的南方各省，今年一年的厘金收入就超过了5000万。
江西在铁路系统尚未铺设之时，处于南北交流的重要商道之上，为此此地为朝廷贡献了大量厘金赋税。
越过南岭，向北进发的商队会在赣江或湘江上转为水运，江西只需在重要关卡或渡口处设立厘卡便有大把大把的银子收入囊中。
根据朝廷商务部的调查，全国厘卡共735个，江西赣江流域就贡献了超过80个。不仅是厘卡林立，而且还名目繁多，章程混乱，税率不一。
原定税率1％，实际上许多地区都高达5—10％，还实行“遇卡完纳制”，即每经过一个关卡，就要缴纳厘金一次，故商人实际上负担奇重，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朱全忠为了更好的升官，在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式的敲诈之后，又盯上了来往于北京-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珠江-广州商道的商队。
除开上调厘金税率，他们还开始征收特种消费税，特税税率，日用品值百抽2.5至5，半奢侈品值百抽7.5至10，奢侈品值百抽12.5至15，原则上实行一物一税，较之厘金有一定进步意义，但是从实施以及效果上来说，是在老厘金之外新增一道新厘金税。
这一做法迅速惹起众怒，像荣氏集团，以棉纺与面粉业为主，所需原材料极为巨大。
荣家在广东地区投资开办了大量纺织厂与制衣厂，但广东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夏季多雨，气候潮湿到砧板上都能长蘑菇，而棉花恰恰就是需要大量的热量与日照，地表积温低一点就会导致棉花发育不良，吐絮不畅。
而且棉花也害怕低温与潮湿，过于干旱也无法正常生长。相比起来，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样是季风气候，但像刘瑞他们的棉花种植是在4月开始，经过两个月的出苗成长，6月的梅雨天气恰好给棉花植株的生长提供了较好的雨热条件。
等到棉花开始开花成熟时，已经到了7月8月的伏旱天气，提供大量的热量与光照，完美完成了生长。
但江南的阴雨天气还是会使得棉花品级不高，所以各大棉纺厂都多使用黄河流域种植的棉花。西域棉花种植区现在还没影呢。
至于黄河流域，如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因为大量种植棉花导致的粮棉争地矛盾与产粮量下滑，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而面粉厂所需的大量麦子也需要从北方经过商道运往岭南，这其中被抽成的数额也在百万级别。
如此丧心病狂的敛财让从事各种生意的商贩们苦不堪言，连往来于南北，运送滇贵大烟，半黑半白的行脚商人也感到割肉，准备纠集哥老会等会门力量干掉这个讨厌的巡抚。
但还是在行会的主持下转向寻求谈判。面对着大量韭菜的逼宫，朱全忠爽快的答应了裁剪厘金，并通电全国，倡议天下督抚一同为了创建良好行商环境，达成合作共赢的新型商业局面而裁厘。
各省督抚怎么在暗地里咬牙切齿，势要生啖其肉，饮其血，抽其筋，挫骨扬灰不说，以荣家为主的来往行商还在高兴自己的运输成本被压低没多久，朱全忠推出了一种名为统税的新税种，从卷烟税开始，先后将酒类、棉纱等纳入征收范围，最终达到了卷烟、麦粉、火柴、水泥、棉纱、啤酒、熏烟、土烟、火酒等九种，完美打在荣家死穴上。
顺带着连徽布和飞马香烟也着了挂落。
除开运输过程中的厘金与统税，荣氏从海外，特别是通过港澳地区采购的货物被要求缴纳高额关税，甚至这些税务稽查队直接守在港府海关外，看见印着这些企业徽标的车队，直接就地征收税款。
原本的关税税额经过各国商议之后，在税务会议上确定为出口税部分7.5％，进口税部分由以前均一的5％改为7级等差税率，并将附税改为正税，加上5％的旧有税率之后分别为7.5％、10％、12.5％、15％、17.5％、22.5％、27.5％。
同时仅限于对酒、卷烟、奢侈品等少数进口商品课以20％以上的高税，大多数进口商品，仍控制在低税率上。这也是这些依赖外来原材料进行加工的企业得以生存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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