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商鞅的诘问，孔丘丝毫不见慌乱，沉稳答道：“明军所以屡战屡败，乃是国用匮乏，无余财养军。究其根源，仍是一个德字。”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明末之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到了小吏上门的季节，却是无田少田者重税，富贵人家少纳。”
“如此收税，则贫者愈贫，直至无力维持生计，揭竿而起，天下动乱。地方不平，则税收难以维持，国用愈少，士卒饷银不足，兵甲器械量少而质劣，战力下降。如此一来，又何谈战胜？”
卫鞅摇头道：“若以贫富分化而言，明末之世并无特殊之处。无论汉唐、两宋、魏晋，皆如此。且魏晋隋唐世家大族之豪富，远甚明季。”
“毕竟宋明行科举，又糊名，纵地方豪族亦不敢言进士举人辈出。如此，则不能如察举、九品中正制下，保证累世富贵。”
听到此处，孔子亦是微微颔首，表示对科举制度的认可。
虽然来此世后，也听说有些七国，尤其是汉唐豪族出身的士人，反思宋明悲剧时，矛头直指科举，但孔夫子在阅览史书后，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
五胡乱华那会儿，这些鼠辈的表现未必就比明末这帮烂泥更强了。
放着科举考出来的贤才不用，去搞什么世卿世禄制，到时候牛鬼蛇神充斥朝廷，国家只会衰亡的更快。
那边商鞅继续说道：“富贵不能世袭，则土地兼并不能代代累加，是以明代贫富差距远不及汉唐魏晋。”
“至于中央财用不足，小卒不能饱腹，又岂是明季独有？汉灵帝卖官鬻爵难道就只是为了享乐吗？唐德宗为何千夫所指仍要加征商税？汉以强亡，唐末一边镇能破初兴之契丹，到了大明，就成了怎么打怎么输。这又是何故？”
“努尔哈赤之女真，国族不过三十万，远不如汉之匈奴、鲜卑，唐之突厥、契丹，如何能压服大国，一纸剃发令下，中原万里尽胡裳？”
孔子眉头微蹙，一边思索商鞅所言，一边反问道：“以阁下所见，若不是君臣无德，百姓困苦，那根源又在何处？”
商鞅没有直接回答至圣的问话，而是自顾自说起了另一个话题。
“明代晚季，万历三大征之后，国家财用日蹙。将士们在朝鲜出生入死，赏银却难以保证。”
“其后国家无大事，尚可勉强维持体面。萨尔浒之后，守边开支大增，关宁四镇年耗银四五百万。”
“屋漏偏逢连夜雨，陕北旱灾，活不下去的饥民饥兵揭竿而起，北地糜烂。南方又有奢安之乱，数省之地不得安宁。”
“此等境况下，大明朝廷的选择是加征三饷，结果小民生计愈发艰难，动乱蔓延更甚。最后闯军成了气候，京师陷落，崇祯自缢。”
“如果要在崇祯年间匡扶明室，该当如何施策？”
孔子一愣，这商鞅不直接回答自己的问题，说了一大通，最后反问了这么一句，是什么意思？
不等孔丘回答，商鞅轻轻一笑道：“吾曾于游历乡间采风时，问过些遇到的农夫这个问题。”
“这大明朝廷该如何做才能使天下太平？”
“乡间的农夫这般回答：陛下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了解百姓疾苦后，杀尽天下贪官，抄其家财。将这些浮财分给贫苦民户，则关内动乱自平，再拿些出来给将士们发饷，东虏亦不在话下。”
“至圣以为，此法可行否？”
孔丘叹了口气：“乡野村夫，不知朝堂之艰难！”
商鞅笑道：“是啊，小民无知，喜欢妄自揣摩。就像民间谣传闯王拷饷得银七千万两一般。几千上万辆大车才能装下的东西，如何跟着闯军西溃数千里？若是被清军所得，顺治年间又何必欠发八旗绿营军饷？”
贪官这东西，杀上十个八个无妨，甚至若是威望足够，比如开国皇帝朱元璋，借着大案把一茬全割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你要打定主意跟这个体系过不去，呵呵，秦皇汉武唐宗明祖，不管谁操刀都没用。
最后大概是绿油油的韭菜没割成，自己一不小心掉湖里淹死了。
“吾也曾问过东京城里的士子同样的问题。”
“士子们给出的办法是：革除积弊，开源节流。”
“整顿卫所，梳理京营，裁汰老弱，保留青壮，强迫藩王、显贵捐资助饷。”
“夫子以为可行否？”
商鞅似笑非笑看向孔丘。
孔子默然，然后缓缓摇了摇头。
这些手段，崇祯已经试过了。整顿京营的结果是炮打友军，李邦华被贬谪外放；逼迫权贵献金的结果是皇子夭折，薛国观缢死。
“既如此，大明可救乎？”商鞅问道。
“纵然明太祖转世，亦难挽回！”孔丘平静答道。
“是极是极！”商鞅大笑道：“世人皆以为明太祖以一乞丐成就大业，若是有崇祯那般基业，定然能力挽狂澜。却不知这推倒重来容易，缝缝补补却更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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