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过后，京兆府那边出来好消息，至少从税赋角度上来说，王介甫进行的新政改革是非常的成功。
当然南陵温也能从田间地头收集到一些民间的怨言，大抵是许多地主阶级的利润受损。
以前他们经常通过给农民放贷来压榨这些人血汗，现在朝廷接手，利息比他们低很多，无疑是断了这条财路。
而且，吕惠卿还在京兆府试验了市易法，大抵便是高卖低买粮食、让有心囤积居奇的商人无法获取暴利。
这两个阶级组织了一批“地痞流氓”化装成农民跑到京城来告状。
他们一直强调地方官员在实行“青苗法”时，存在硬性摊派的任务，使一些不需要的农民无端背上货贷，由于第二年要承担一笔利息，让很多人的生活水平反而不如之前。
而且还强调地方人员审核贷款资格不严格，一些农民子弟轻易获得了银钱后就到县城里去消费。
第二年，由于没有能力还上货贷，只能被抓到县里大牢内，现在京兆府周边各县的大牢基本上都已爆满。
这些肯定能反映一部分事实，京城中一时议论纷纷，这些人闹了很久后也不见有效果后，便去往大理寺告状。
大理寺卿许遵当然知道此事和高层的改革有关，不想把自己的部门惹进麻烦里，他对着农民代表说：
“此地是受理官员渎职或者与公差有关发案件，你们的情况特殊，应该换个部门试试，比如主管财政的三司！”
于是乎，这群'农民'便去往三司府衙大门击鼓，甚至还逼停了暂代三司使赵仲针的座驾。
赵仲针不得不出面对农民们进行了一番安抚，还给出了三日找到负责人的承诺。
随后，在次日的朝议上，赵仲针专门与百官讨论了此事，此时，大家的意见还不是攻击新政，都是要真正负责新政的负责人出面平怒。
这时，真正负责设计并参与施行新政的最高官员，翰林学士王介甫还在京兆府上。
二号人物，司农寺卿吕惠卿便不得不出面表态：
“启禀陛下，现有很多改革都是在司农寺的主导下推行，成绩和不足都是一目了然的，现在有些错误，我相信随着时间推移，一切只会越来越好！”
这时候，因此新政和司农寺才刚开启，功过一目了然，反对新政者暂时还不敢太过出头，毕竟还没有能必胜对方的机会。
因此只有邓绾出面说：
“大理寺的正常运转可不能再被耽误，这次司农寺一定要正面自己的问题，不要让这群百姓到处流窜了！”
吕惠卿回应：许大人放心，这次所有的收尾工作都由司农寺完成，绝不再牵涉任意一个衙门”
皇帝可不想新政因此作罢，听到吕惠卿如此表态后，立马便准了一切的请求。
但平息民意的事，吕惠卿是真无对应之法的。
平日里如何去笼络自己的上级之类的事，如果是去听懂士大夫官员之间的话术，他是一点就通，落实各项新政时，也可以力做的面面俱到。
但面对百姓时，他还是底气不足。
在县衙任职时，他就清楚底层人民的逻辑和士大夫不同，他们面临生存的威胁较大，且长期受官员们的剥削，对于已经认清的利益，是不肯有任何让步的。
自己如果发言时稍微有点官腔，很容易被底下人起哄，因此等退朝下来后，立马找来名义上的手下：
大宋开国以来最年轻的少卿官员——司农寺少卿南陵温协助自己去处理民愤。
南陵温肯定是立马答应，他倒不是要专门去帮吕惠卿，但必须让他的新政继续，因此只得答应出面调停。
经过一番资料的整理，南陵温好奇于这帮'农民'的叙事能力，说他们背后没有人支持，肯定是假话。
但对方确实反应的是实情，是新政中已经出现的弊端，为此他必须把道理说开，让大家都明白为何一定要如此的理由。
也要把如何应对的措施给稍微说明一下，这样才能给周围人以信心。
去和农民代表谈判当天，张可秀和赵仲明都不约而同的问：
“这次要带上多少的护卫?”
南陵温笑着说：“我们是去讲理，又不是去打架，不需要一兵一卒，你们若是放心也可以跟着来！”
张可秀说：“也行，如此才能体现出我们的诚意，那要不要准备一些麻布衣服，好与大家打成一片！”
南陵温说：“这样就过了，我们平日里都是绫罗绸缎的，突然这样自身也会不舒服。”
赵仲明提醒说：“根据线报，这些人不像农民，更多是是一群无所事事都混混，他们或许是拿钱办事，你道理再好也未必会听！”
南陵温说：“终会是京兆府里的人，他们的家人应该都在耕作，不可能单纯为钱闹事，我们只要能找出他们的利益诉求，相信这件事还是很好解决的！”
张可秀估计了下对手的实力，又因为相信南陵温会有办法，于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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