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卖水果的死了，我五大爷五娘当即拿出一万块钱来送到卖水果的家里谢罪，并对她们许诺今后挣钱一定会继续送来。我五大爷说，他不光要养他的两个孩子长大成人，条件允许的话还要为他的父母养老送终。我五大爷不敢奢求卖水果的家里能原谅，只想告慰天上有灵人。但，卖水果的家里人铁了心，明确表示要么即刻给她们五万块钱，要么送我五大爷的两个儿子一起进监狱。五万，那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怕是我们辽西地区的首富也没那么多钱，况且我五大爷当时还不是我们小城的首富，他只是走在了通往首富的路上，他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家里的买卖，有五分之一的钱是借的，且还没有还上。而且立秋已经进了看守所，不久还会进少管所，他被判了四年。尽管医生也说过，即便不是因为这次意外，卖水果的也不会寿终正寝，他的肺气肿很难好，可是卖水果的家里不管这些，她们收起一万元后的俩星期，便举家老小披麻戴孝的来到西街我五大爷的院门前，立上死者的牌位，摆上酒水点心，扬纸撒花叫天喊地的齐刷刷跪倒一片，哭声从日出一直到日落，她们扬言要把我五大爷的家当做她男人的灵堂和墓地，直到达到她们的目的为止，她们坚定的指认立冬才是真正的凶手——他们相信他小儿子看到的一切。她们不光在西街我五大爷家哭闹，还四处去告，她们不管是谁在背后推了我立冬哥，也不管立秋已经服了法，她们定要立冬也受到惩罚，或者立刻马上拿到五万。每每这时，我五娘都做了好饭好菜伺候着，好话说着几箩筐，小苗，立冬和小芸则齐齐的跪在地上，一直从清晨陪到天黑。
此后很长的一段岁月里，逢年过节以及卖水果的生日忌日，我五大爷家门口就被围得水泄不通，最盛时，连人都难以进出，曾几何时，这一情景成了我们县城里最为轰动的一道景观，并持续了几年之久，人们像看西洋景一样惊奇刺激，火爆程度更是赛过了我们小城的戏园子，我五大爷为此搬了几次家，然，次次一如昨日。
我想我立冬哥在那几年一定是背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比以前更慌张了，站不稳坐不住的，随时随地都做好起身奔跑的架势，他办了停薪留职，不去单位了，他话少了，人瘦了，眼睛呆滞了，恰巧来年春天，有部队征兵来到了我的家乡，我立冬哥报了名。听我爸说体检时，他的眼睛鼻子嘴，脑袋胳膊腿都没有问题，可是脱掉衣服的一刹那，他后背赫然刺着五个铁青的大字：
永报父母恩。
我也曾偶然间晃过一眼，那五个字生猛又冰冷，仿佛一条青黑色的长虫盘踞在他的整个后背，使人看了不觉心悸，我们不知道那字是什么时候刻上去的，却一眼就看懂了其中的含义。我立冬哥因为后背的刺字永远失去了当兵的机会，他的精神也随之垮了下来，他更少出门了，也更不愿见人了，他下楼调控游戏机录像机时，带上了眼镜和口罩，除此而外他大多数时间就待在他的房间里。他也不愿见阳光了，大白天的也把屋里的窗帘拉的严严实实，他还怕见刀，剪子，锥子这种利器，他的房间不能有。
我有次回去看我姥姥，出于关心，当然更多的是出于好奇，我去看了我立冬哥，我不相信他像我五大爷五娘说的那样惶恐和异常。我不记得我使了怎样的法子迫使他和我一起出的门，但我清楚的记得，大热天里，我立冬哥武装的和特种兵一样，帽子眼镜口罩长衣长裤，能捂住的地方全部捂上。出门前，他先是站在门口探出头，左右左右来回的瞅，确定没人时，他闪身出了门，快速的走到墙边，贴着墙，半天才往前迈上一步。他的眼睛咕噜咕噜的转着，间或有人经过，他会迅速拉低帽檐，转身低头面向墙壁站住，谍中谍一样，看的我心怦怦怦直跳，我离他远远地，我后悔叫他一起出来，我怕他突然发起了癔症。无意中我一回头，望见我五大爷远远站着的身影，我心里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是啊，这几年，他们都成了我们小城的名人，想躲掉都不行。
我立冬哥就是这时候开始喝酒的——他以前不喝酒，他不喜欢烟味酒味，更讨厌那种粗鲁的样子，上班后他变成个儒雅的青年，但从那年开始，我立冬哥喝了酒并且上了瘾，一天三顿，天天如此。几年后他去滨海我们家串门，一下火车就被警察拦住了，因为他的腰两侧各别了一瓶啤酒，警察说：
“看着他就不像好人。”害得我爸请假去火车站才把他“保了回来”。
那一年，我爸一说起我们老家的事，就必定先以我立冬哥为话题，我爸说，我立冬哥和他的对象吹了，他也不想再谈了，说他的精神时好时坏，还说他从来都不去少管所看立秋等等等等，我们一家人都怕他从此一蹶不振。
一晃一年又快过去了，我五大爷怕我立冬哥真落下什么毛病，便给在帝都的我大大爷打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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