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石原莞尔的偶像军神福岛安正第一次走出国门，来到中国，随即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继而又打赢了日俄战争。四十年后，石原莞尔又踏上中国国土，将会发生什么？
也就是经过这一段考察，石原莞尔得出结论：“当下的中国官是贪官，民是刁民，兵是兵痞。不可合作，只能占领！”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逐渐地形成了他的“三元构想”。
巧合的是土肥原贤二、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这四个人均是陆大校友，甚至他们的求学经历都是一样的！
三元构想被其他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要注意，日本人所说的满蒙绝不是我们现在的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他们所说的满蒙幅员很辽阔，不仅包括现在的东北三省，往北还涵盖外东北直至贝加尔湖、西伯利亚；所谓的蒙，既有内蒙也有外蒙甚至包括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二区。南边沿长城线一直辐射到热河、察哈尔，乃至京津！
苏联因为欧洲的压力，在东北逐步收缩；伸弓子在北平一顿招摇。东北出空子啦！
天皇态度不明确，内阁无所作为，陆军部依然在暗地里搞小动作。关东军的参谋们却等不得了！
找茬儿、搞事儿、制造借口……
1930年11月，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到达东北。永田名义上是来视察工作，可暗地里却同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商议侵占满蒙地区及善后工作的详细计划。另外，永田还向石原等人透露了军部与日本政府之间就何时占领满蒙地区仍然存在着重大分歧。他认为石原和板垣不应该鲁莽行事，从而招来祸事。
不过永田铁山嘴上一套，背地一套。他欣然答应了石原要调两门重炮的请求，并于次年7月份兑现了自己先前的承诺。
1931年6月日本陆军成立了“五课长会议”，由陆军中央五名实权最大的课长组成，一夕会的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和渡久雄赫然在列。因为职务调动，一夕会成员东条英机、矶谷廉介和永田的好友今村均，从8月开始也参加此会，会议也扩大为“七课长会议”。
1931年6月末，万宝山事件被日本方面恶意发酵。
6月27日，中村震太郎失踪。
6月底，关东军参谋部开了一次秘密会议，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花谷正谋划决定，在本年9月28号发动事变，占领沈阳！
石原和坂垣为什么这么着急？因为他们在关东军任职都已满两年，随时都有可能调离。一旦调离，就将与这场“不世功劳”失之交臂。
没想到，争取国内舆论的任务很快就因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提前完成了。
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等人已经预定在9月28日发动事变。之所以选中9月28日，是因为从日本秘密运来的两门重炮。虽在9月10日安装完毕，但还要教会临时炮兵操作技术，因此仍需花费时间。而且割倒高粱后才适于作战，高粱繁茂就难以发现躲藏的敌人。
9月5日前后，关东军要在中国东北发动事变的消息传播出来，为外界所知，引起了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及日本国内的关注（怎么传出去的？）。为此，板垣征四郎等人大为恼火，板垣征四郎曾与花谷正气势汹汹地去责问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还放风，9月下旬的柳条湖计划不搞了。
9月15日晚，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三谷清、今田新太郎、川岛、菊口、小岛、名仓等人再次聚集沈阳特务机关，先由花谷正宣读了桥本欣五郎从东京接连发来的三份电报，内称：“败露，建川去前动手。”
三谷清、今田新太郎等人强烈主张断然行动；而花谷正则主张既然参谋本部反对，动了手也没有用，还是作罢，另找时机。他还表示：“等看到建川后再决定吧。”结果多数人同意了花谷正的意见，而早已下定决心发动事变的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却闭口不语，蒙在鼓里的三谷清、今田新太郎等人于16日凌晨2时愤然离去。
可就在几小时之后，也就是9月16日早晨，今田新太郎、川岛等人又被石原莞尔叫去，告知最后决定于9月18日动手，今田新太郎闻讯兴奋不已。因酒后吐真言及一度主张中断行动，而被石原莞尔视为“危险分子”的花谷正，还不知道18日动手的新决定，他沮丧地对片仓衷说：“不行了，延期了。”
9月10日，就在宪兵队队长三谷清的机关宿舍里，河本大作给了甘粕正彦3万日元，也给了花谷正一些钱。
17日，今田新太郎跑来告诉花谷正18日动手的新决定。花谷正马上与执行现场任务的“游击队”成员及和田劲等人取得联系，立即开始进行布置。
9月18日。本庄繁本人借口刚刚到任不久，到各处视察部队，避见建川美次郎，给中国军队造成假象；由坂垣会见建川，绊住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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