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同学就是一个财迷，我觉得如果他出身在近代时期的中国，恰巧出生在山西，肯定会是一个地主老财。
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基本上每天就是你打我、或者我打你、打来打去的。
我可以一会儿扮演南韩军队，作为盟友抢剧组分给他的罐头。
还能一会儿扮演朝鲜人民军，或者是志愿军，然后用最快速度和漂亮战术动作，冲上去抢着俘虏他们，然后照样抢他身上的罐头。
每次他都被我翻一个遍，身上藏的东西能拿走就拿走。
他每回都是拼命的拦阻，大喊：“够了，够了”
我告诉他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我们就是这么缴获战利品的，必须真实，他的眼神很无奈。
有一次，剧组要拍摄一场大部队打埋伏的片段，这就需要我们提前进入指定位置，然后隐蔽在那里。
因为当时拍摄条件很有限，也没有那么多成本，科技也不发达，国家的电影特效水平和计算机的算力也相对落后，所以我们采取的是硬潜伏，也就是真潜伏。
提前通过气象部门得知今后两天有大雪，团里让每个人把白床单拿出来，然后披到身上，在指定区域趴了下来。
一动不能动，得让这场雪把自己完全埋上。
这对我们东北地区的步兵来说，尤其还是第三年的老兵，早就司空见惯了，所以也没当个事儿。
本来，安德烈同志对于冰雕连这个故事，就一直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正常的人类，是不可能在高寒地区，一动不动的趴在那里，最后变成冰雕，还始终保持着战斗姿态的。
只要是一个正常人，实在冻的受不了，就会不自然的发抖，这样身上的雪不可能会不滑落，雪地上不可能一点痕迹没有。
怎么可能看不出来？怎么可能一动不动的趴在那里。
结果那两天，我们趴了24小时，教了他啥叫中国人。
我们一个营，按照要求进入设伏地区，然后团长要求以信号弹为令，没有信号弹，所有人必须保持隐蔽，凡是被发现的一律视为训练不合格，回来肯定挨收拾。
因此各营连必须高度重视。
我们模拟的，要比拍摄更严格，要保证在热成像的条件下，依然不被发现。
用敌情通报的情况说，就是一支真正的西方敌人，要通过这里，我们营必须在信号弹打响的时候，打光身上所有的空包弹，和他们搅在一起。
于是，我们真的趴了一天一夜，提前也做了充足的准备，包括吃喝拉撒，一切都要保持最低消耗。
那一夜真是漫长的一夜，鹅毛大雪下了整整十几个小时，把我们所有的人全部都埋在了那里。
团指挥部就在我们正前面，一大堆炮对镜时刻盯着隐蔽区域，团长还请动了陆航的直升机在天上反复的观察，想看看老三营，到底能不能行。
他心里也在合计，平时训练的时候，总有坚持不住的兵。
可是今天这是在剧组面前，还有人家外国人，这脸可不能丢。
如果真出了问题，那可真是洋相了，传到国外更不得了。
其实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觉得不行的，压根就别上，这种极限训练，拼的就是耐力。
作为一帮第三年的老兵，其实我们的抗寒训练已经有了很厚的底子，哪怕是部队里的南方人，都能硬扛一阵子。
何况这阵子的抗美援朝拍摄，抗寒、耐寒训练能力更是上了一个新高度。
当我们发现敌人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左右，按照设定计划，我们要在后半夜发起进攻，这也就是说要再多坚持几个小时。
这几个小时，早就什么都没有，吃喝都不行，所有的人就那么盯着，心里自己跟自己数数。
而那群敌人也在四处张望着，他们知道这里埋伏了很多的人，可是找了好久就是找不到。
按照计划，他们也要搭起帐篷休息，但是没有人能睡的着。
他们不是怕偷袭，而是觉得有一群兄弟在外面冻着，心有不忍。
就在几个小时后，团长亲自朝天上打响了信号弹，然后各种信号弹都上了天，接着是照明弹，大地犹如白昼。
号手跳出来第一声号没吹响，然后拍了一拍，再吹才响起。
我们一跃而起，跳出去自己的埋伏点，有的披着白床单，有的干脆把白床单甩开，开始拼命的顶着各种炸点往前冲，还要时不时的用又冻僵的手拉开枪栓，填装子弹，保持持续的火车输出。
我们当时跑的极快，用尽了最大的力气，这倒不是因为演戏要去争什么镜头，而是我们知道对面是帐篷，进去可以取暖。
先进去的位置最好，后挤进去的肯定背后还要吃风。
所以速度决定一切，谁管其他的呢？
就当我们拍摄完之后，我的身后突然有人用土不土、洋不洋的中国话叫激动喊了一句“龟儿子”
我就没听过谁骂人还这么激动，于是回头刚刚想对骂，就发现是一只狗熊冲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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