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昼夜的行驶，我们回到了老2团团部驻地。
所有的人聚集在团里的军人俱乐部里，那是一座有一点像五十年代修建的电影院一样的大礼堂，老旧式的风格，黄色的墙面有几分残破，也有几许沧桑。
上面大大的红五星看起来依然十分庄严，门外两侧十余米高的柳树低着头在那里，偶尔有几声鸟叫，也没能吸引大家的目光。
所有人一进礼堂，就按照序列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的看着主席台。
今天这里将举办庆功会！
洪水退了，灾后紧急重建任务完成了，对于我们来说要总结经验、表彰先进、部署下一阶段的重点任务——或者继续解散裁编、解甲归田，亦或是转移到其他地区继续支援重建工作。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军队的庆功会，与电视里锣鼓喧天、张灯挂彩，喜气洋洋不一样。
今天的庆功会，没有红色，甚至是没有颜色，除了在场的穿着国防绿的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色彩。
这其实是追悼会，追悼这次抢险救灾中英勇献身的烈士们，我看到了牺牲战友的照片，老马的照片就挂在那里，嘴角还带着微笑。
前阵子，他的遗体因为水退了的原故，已经被找到了，他被沉沉的砸在了墙底下，经过几十天的浸泡和鱼虾的侵扰，只剩下一副不屈的白骨带着不曾被挣脱的碎肉，还有那身破旧的军装、以及里面那个水泡不烂的证件和一张看不清的合影。
今天的礼堂格外的沉静。
这里没有音乐，只有死寂一般的安静，这时身后那扇大门“吱呀”的一声打开了，一群身影簇拥着一个人徐徐的走了进来，师、团首长快步的走下了主席台，迎了上去。
在众人的搀扶中，中间一个年轻姑娘，怀抱着一只公鸡，一步步走向主席台上的灵前，每一步都是那么沉重和艰难。
她是柳如萍，我们的嫂子。
今天按照家乡的习俗，要与马班长完婚。
用她的话说：“人活着，属于国家。牺牲了，属于她自己,她要带他回家”。
在场的人全部都低了下头，任眼泪滴嗒的掉在地上，再崩出几个泪珠瓣子，轻轻的落入了尘土，与之成为一体。
马班长的牺牲对于我们是一种锥心的痛，那种眼看着牺牲而无法救援，当时在场的战友，已经哭出了声，有的撕喊着“老马”，被大家拉住。
不是不救，是救不出来。
所有的人都是彻骨般的疼痛难忍。
他们不是没有努力，多少个猛子，拉不起来他一个人。
水面上浮起又消失的气泡，让活着的人感觉到窒息，也感觉到绝望和无助。
人生，有一种诀别就是亲眼看着战友牺牲而无能为力，就像电影《桥》中萨瓦多尼与班比诺分别时一样，在场的所有人牙咬出了血，但是却流向了心里。
马班长走的时候，就做了最后的交待，万一回不来，嘱咐柳如萍要好好的活下去，而且要幸福的活下去。
那天，当县里民政局和武装部、家里的乡镇领导和村支书、村长一同来的时候，久在部队周边生活的她眼睛一黑，天都塌了。
从小到大，她是出了名的倔强。
本来，按常理老马的牺牲，作为未婚妻，即使是守灵，也不必身带重孝。
可是她偏偏不同意，说是领了证就是正式夫妻，必须完婚。
她倔强着按照老家的习俗，怀抱着一只公鸡，在老马家乡乡亲们的见证下，正式的成了马家的儿媳妇。
抱公鸡结婚这个习俗，就是源于西北那个充满壮烈的黄土上。
这是村里早年间抗日时期留下的传统，当年很多青年小伙子到了队伍上，就再也没能回来，家里留守的女娃娃，尤其是那些节烈的姑娘，为了心上人的那份情，就抱着公鸡成亲，终身不嫁。
没想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里的今天，我们又见到了。
这不是迷信，这是一种信念，一份至臻的感情。
据说，公鸡是可以“领魂”的。
结婚的时候抱着它，图吉利。
发丧的时候抱着它，会把他的灵魂也带回来。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我们沉浸在悲痛之中。
忽然，门外有了锣鼓声，还有放炮的声音，听起来很是热闹，由远渐渐的及近。
大家很是愕然，不知道谁在搞什么，送烈士的时候，还如此地欢天喜地。
大门岗是怎么搞的，居然就放进来了？
门吱呀的一声再次开了，率先进来的是两头狮子，舞的喜气洋洋，后面跟着的是一面大大的锦旗，上面写了“英雄无畏救危难，军民鱼水一家亲”
一个老太太领着一个小孩子，身后还跟着不少的乡亲和锣鼓队，带着各色的土特产和猪羊等慰问品。
老人一边不停的用陌生的眼光，反复的打量着两旁的军官和战士，一边不停的问“小同志，听人说你们是3号地区那边回来的队伍，是东路先锋团的兵吧？你们团有一个叫小豆子的兵吗，这么高，娃娃脸，模样长的跟大姑娘似的，我听人说你们团都在这儿，见过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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