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铁厂，看着又一座化铁炉拔地而起，再次踏入铁厂的陈玉成心中充满了喜悦。只不过这次进入临汾铁厂，陈玉成不再是以上海技师的身份进入，而是真正的本色出演。
这座化铁炉在他回西安之前，已经开始兴建，设计日化铁能力5000公斤，比着第一座化铁炉生产能力整整提高两倍有余。有了以前经验的积累，两座1000斤转炉也已经打造完毕，正在安装中，估计在再有两日功夫就可投入生产。
西安铁厂和枪炮局的工匠和徒工也被他带来了不少，他们的家属按照自愿的原则，也将被随着工匠转移到临汾或潞安。当然他们匠户的身份也被取消，划入民籍，并分配田地，并按月发放薪酬。
匠师被分为大匠、匠师和匠士，月薪分别为10两、8两、6两；徒工们也有月薪，从500文到2两银不等。除了月薪以外，还有赏金，根据每月合格产品数量进行发放，按照产品类别执行不同的标准。同时为了调动匠师和徒工发明创造的积极性，陈玉成对每一项具有实用价值的改进或创意都颁发了极高的赏格。
西安铁厂和枪炮局由于受生铁输入的限制，产量很难有太大的提升。尤其是冬季河流封冻，山西生铁输入全靠陆运，输入量低的可怜。即使陈玉成在西安铁厂采用的是落后的普林斯炼铁法，铁厂还是经常性停火，只有等待生铁积攒够一定数量才能开工。
而西安作为满清西北最大的军械产地和储藏地，拥有的工匠数量却是非常可观。尤其是陈玉成采用新的生产方式以后，他们中不少人处于闲置状态。与其让他们无事可做，还不如将他们带到临汾来扩大生产。毕竟匠师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巨大的资源。
有了西安来的近千名工匠和徒工的加入，临汾铁厂和枪炮局的人手大大增强。随着新的化铁炉和转炉的投入生产，钢铁产量的将大大增加，枪管和炮筒的产量也将随之大幅度增长，只是诸如簧片、闭锁闩等一些需要手工打制的配件有些跟不上，不过有了这些匠师和徒工，配件的缺口也会削减不少。
只是陈玉成从西安带来的木工并不多，枪托、护木和炮架的生产大大落后，后来听从木工车间一位匠师的建议，将枪托、护木和炮架向外分包出去，这才解决因为枪托、护木和炮架的不足影响枪炮产量的问题。受这位匠师建议的启发，陈玉成将枪炮局一些无关紧要的配件尽量的分包出去。
当然，这位匠师也因为这个提议得到了陈玉成50两白银的奖赏。而且陈玉成还鼓励一些有经验的匠师自立出去，以枪炮局预付资金为铺底金开办工厂，为枪炮局提供配件加工。在提高产量的同时，也能刺激一下这个时代私营经济的发展。
说到经济政策上，陈玉成依然坚持这个时代欧美国家的重商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限制土地兼并，鼓励工商。对于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下的工矿业的发展，更是精心呵护。
就如在陕西新军创建的过程中，尽管陕西财政并不富裕，不过陈玉成还是尽量从抄没的资金中，挤出钱来，将新军所需的一切物品尽量采取对外采购，比如衣帽、被服、鞋袜、绑腿、皮带、背包等等，利用军队这一庞大的消费团体，来鼓励一些商家来形成规模化生产。毕竟在这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唯有国家采购才能刺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发。
山西则相对要好上许多，因为自然资源比较丰富，所以山西的工商业的发展要好上陕西太多。陕西新军接手晋南以后，陈玉成自然要利用这一优势，尽量引导闲余资本投资到工商发展上去。临汾铁厂所需生铁和焦炭等原料物资的采购，陈玉成都尽量按时结算货款，避免因为债务问题让这些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早早夭折。
明清时代，全国共有十大商帮，其中七大商帮都分布在长江以南，包括徽商和宁商等着名商团。而江北除了鲁商以外，晋商和西（陕西）商各占其一。二者由于风俗习惯接近，因而在经商活动中形成了相互结合的传统。人们通常合称他们为“西商”，或“山陕商帮”。
由于历史、地理优势等因素，十大商帮之中，以晋商实力为最。晋商最初主要从事盐、粮、布、铁等货物，随着资金愈加雄厚，晋商又开始插足钱庄、票号领域。生意遍布大江南北，会馆密布全国各地，无论是偏远的云贵疆藏，还是繁华的京城、吴扬，都有晋商的身影。
他们北走边疆，东渡东瀛，南达南洋，还开辟出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蒙古直达俄境西伯利亚、彼得堡及莫斯科的国际商道，由此步入了辉煌时期。到了清朝，晋商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
到了清朝中期，山西商帮又分为晋中和晋南两大商帮。金融行业之中，晋中商帮主要从事票号，而晋南商帮则从事钱庄的经营。只不过此时晋中商帮刚刚兴起，而晋南商帮则是如日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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