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北洋的陆海各军，也在抓紧备战。
只不过相较日军而言，受朝廷和北洋高层战和摇摆不定的制约，以及多年的积弊，北洋的战备总有些不尽人意。
陆营方面，因为上峰总是难定应战的决心，淮军进入朝鲜的进程也屡遭延宕。
在朝淮军，仅有叶志超和聂士成所部数千人，从海上登陆并驻守于牙山一带。曾议由陆路入朝一事，则久拖未成。
反观日军，已经在朝鲜集结了旅团级别的建制，兵力远超清军倍数，而且还在持续增援之中。
海军方面，受朝廷禁购和后勤官僚做派的影响，北洋海军装备老旧，物资匮乏。
为了加以改善，在日本海军撤回国内进行战前训练的期间，北洋各舰也暂离朝鲜，回到基地进行整修补充。
除了进行必要的维护改造，和调集物资以外，北洋海军包括李鸿章在内，都十分关注着一批新舰的到来。
到了这年的7月初，两江为北洋海军建造的四艘巡洋舰，皆已陆续建成完工。
而北洋也早就为这几艘心心念念的新舰，做好了人员的安排，并在当年北洋大阅完毕后，提前一个多月便派往了上海。
按照北洋海军的体制，只有列入《北洋海军章程》舰船名录的舰支，才具备大清的官方编制。余者除非朝廷另有旨意批准，皆属编外。
在这四艘新舰建成之前，北洋海军有百吨级以上大小舰船共二十九艘，另有十二艘鱼雷艇，总排水量四万五千余吨，基本上都是在编的行列。
而对于这四艘新舰的安排，不知是有人从中作梗，还是刻意遗忘，反正清廷始终未曾有新旨下达。
这就意味着，这些战舰至少在短时期内，都无法解决编制的问题。因而操舰的官兵，也就得不到官方给予的薪俸粮饷。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李鸿章决定采取，借用编内舰船官兵身份的方式，来代行安排新舰上的人员。
同时，由于这四舰过于新锐，在完成检验和整训之前，尚不能直接投入到一线。
李鸿章便和丁汝昌商议，拟将四舰单独组成一支小队，暂以大沽为锚地，先行检视，即行训练。
此后视情形如何，再考虑余何时，以何种方式加入到北洋海军的大队之中。
至于各舰管带的人选，二人也是别有计较。
按理来说，这支新舰小队的领军者，当从林泰曾、刘步蟾、邓世昌和方伯谦，这几位丁汝昌之下，北洋海军的二至五号人物之中选出。
考虑到北洋海军阵中，闽党军官势力很大，常有尾大不掉之嫌。
为了力行制衡，李、丁二人密议，拟调几人之中唯一非闽籍的邓世昌为小队领军，并选其他非闽系军官为各舰管带。
谁料消息走漏，竟引得北洋海军之中一阵阵暗潮翻滚，无奈只得重新考虑人选。
最后经过折中考量，决定改命方伯谦指挥这支小队，并兼任“宁远”号装甲巡洋舰的管带。
另选色目人萨氏家族出身的萨镇冰，管带“安远”号防护巡洋舰。
两艘鱼雷巡洋舰，则以与方伯谦交好的林颖启为“嘉远”号管带，粤籍的李和为“泰远”号管带。
经过这样一番安排之后，变成了闽籍与非闽籍管带各占半数。
而方伯谦等人，在闽党之中又结为一个小团体，与闽党核心刘步蟾暗有嫌隙。
加之方氏其人，素来精明玲珑，深得李鸿章和丁汝昌的器重，故而在此事之中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由于事态紧急，在李鸿章的不断催促之下，方伯谦等人待最新一舰刚刚宣布建成之后，便管驾着四舰，急匆匆的结队返回了北方。
途中，他们仅在刘公岛停驻一日夜，就又驶往了大沽，紧赶着让李中堂检阅新舰去了。
7月中旬过后，随着李鸿章谋求与日和解的各项外交努力一一落空，清廷也确定了一面备战一面谋和的方针，并且谕令李鸿章向朝鲜进军。
如此一来，北洋在朝鲜已经处于“不得不战”的境地。
尽管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进兵时机，李鸿章还是得重新考虑开展增兵的各种方案。
在经过一番比较商议之后，他最终选定从海路向牙山运兵增援。同时命淮军主力从陆路进入朝鲜，向平壤方向进军。
为了给海运提供掩护，北洋海军也再次出动，前往牙山登陆场进行警戒。
此番北洋海军出动了四艘战舰，分别为“致远”号、沈寿昌暂署管带的“济远”号、刘冠雄指挥的“开济”号和由吴敬荣代管的“威远”号。
其中“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为这支北洋海军小队的队长。
此时已进入7月下旬，局势又进一步恶化。已下定开战决心的日本，终于展开了蓄谋已久的行动。
在朝的日军，攻占了朝鲜王宫，俘虏了高宗李熙。
强迫李昰应组建傀儡政府，并由其“授权”日军从朝鲜国土上驱逐清军，宣布废除朝鲜与大清的宗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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