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城北门楼。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二天的下午，在这襄阳城北门楼上，那王铁、王经纬等一众义军头领们，正站在城墙垛口后面，看着城下汉江南岸码头和江面上的动静。
这襄阳城的北城大门还是向往常一样紧紧的关闭，但那大门两边的两扇小门今天则是罕见的被开启，从城门口到江岸边四处都有身披盔甲手持利刃的义军弟兄在执勤，非常警惕的盯着四周的动静。
此时只见这襄阳城中，一队又一队的老百姓拖家带口扶老携幼，拎着大包小包按照义军规划的通道，有序的通过城北门楼，去往江岸边码头分批次坐船渡江去往江北。
这些出城的老百姓，就是昨天上午王铁他们几个开会商量，为减轻城中粮食压力，安排放出城去就食的城中赤贫百姓。
襄城三面都被官军给团团包围，如果放城中老百姓从襄城出去就食，那大概率是会遭到官兵的毒手，不是被杀良冒功那就是被官兵将身上剩余的一点粮食给全部抢光，故而义军将襄城的百姓转移到江北去。
虽说王铁他们有计划从江汉平原购买转运粮食到襄阳，但这未来的战况发展也很难说，即便八大王真的将官军主力从襄阳引到荆州，这城中的饥民也很难等到粮食运来的那天，所以该放饥民出城那就得安排。
要说这义军的办事效率那也是挺高的，昨天开完会今天就能将会议决策有条不紊的执行下去，这要是换了明朝官府，要么拖拖拉拉的得好几天才能执行，要么就是慌里慌张的弄的一地鸡毛。
而之所以义军的办事效率如此之高且也没有出什么差错，主要是铁营将在大别山的那套基层行政体系给带到了襄阳，从而让义军官府的办事效率和执行能力，比明朝的旧官府体系提升了好几个台阶。
...
在明朝的旧官府体系中，州县官府以下不设署衙直接与最基层的里甲市坊进行对接的。
当然，以明朝旧官府的基层统治能力，是肯定管理不了一两百甚至是好几百个村级的行政单位，需要地方豪强作为包税人中间商来代为管理。
义军占据襄阳之后，那自然是不可能容忍富绅大户继续充当这个中间商，第一是这帮人不可靠，极有可能在关键时刻坏了大事。
第二则是这帮人两头吃，对下盘剥基层的老百姓，对上隐瞒糊弄让官府蒙受损失，第三则是义军头领们本身就对这帮乡绅抱有很大的敌意，怎么可能会将如此重要的基层权力与之分享。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讲，“政权不下县”、“乡贤治乡”这种传承了有几千年的基层治理制度，义军政府是绝对不可能让它再继续延续下去。
但王铁也没有将此全盘否定一刀切推倒重来，而是先在襄、樊两城及其周边几个较近的乡镇搞试点，看看这施行的效果如何。
因为这山里的情况与山外还有城里的情况大不相同，直接原封不动的照搬是很有可能会出大问题的，所以得先搞试点，随时根据实际效果进行修改。
...
铁营过去大别山中的基础治理单位就是“总寨分部”，如今弟兄们下山不做贼了，那这旧名号也就要随之改变，毕竟这个称谓一听就不是什么正经地方。
义军总部那几个文人出身的文官，翻阅大量经典进行研究讨论，最终将这总寨分部的名称改为“公所”，也就是“公务场所”的简称。
这个基层行政单位的名称之所以叫“公所，”主要是因为这“府”和“署”这两个称谓的级别较高，其名头太大用于基础行政单位不太合适。
本来总部的文官还推出了一个以“司”命名的“公司”称谓来供王铁选择，但王铁一听到这个词汇就想起了后世的企业，于是便选择用“公所”来代替总寨分部命名。
这“公所”在乡村则被称呼为乡公所，在城镇则是被称为城公所，比如这襄阳城的襄城根据户口和辖区被分为三个公所，分别是城南公所和城东、城西两个公所，樊城那边因人口更多则是一共有五个公所。
这总寨分部被改为城乡公所，那原来分部的左右管事的官职名号自然也要跟着变更，原来分管民政和钱粮的左管事则是被改称为“知事”，分管司法和治安的右管事则是被改称为“巡检”。
城乡公所署衙中设有协助知事和巡检，处理钱粮、司法、民政、文移等各项业务的胥吏衙役，其人数无定员，根据辖区内的实际业务量来招募所需的办事人员，设一“掌案”作为吏员之长协助知事管理胥吏衙役。
...
这城乡公所并非是正式的官府而是县衙门派驻在城乡的差遣机构，其人事权和财政权均归属于县衙，这知事和巡检并未施行回避制度，可以由本地人来担任。
因为这乡镇一级的衙门是要直接与基层的村坊进行对接，用外地不熟悉的当地民情的流官，是很难将工作开展下去的，所以必须得要做出一定的妥协，这也算是开了一个口子让地方豪强有机会继续染指基层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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