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常说明代的文官士大夫能够威胁到皇权，其实这个观点完全是不对，明代的文官权力较之前代相差甚远，根本就没有与皇权较量的实力和底气。
明代的文官士大夫最多也就是以消极应对不合作，或者是过度执行故意把差事搞砸等一些软性对抗的方式与皇权抗衡，想要与皇权硬碰硬是根本不可能的。
就比如在这崇祯朝，朱皇帝不止一次不顾满朝文武的反对，强行推行某项政令和决策，平日里看似上调下窜嚣张不可一世的所谓“文官集团”，根本就无力阻止朱皇帝的一意孤行。
可能有人会说皇帝只会在与文官士大夫没有重大利益冲突的时候，才能肆无忌惮的滥用皇权，但其实这也不对，崇祯一朝就推行过很多对士大夫不利的政策。
比如说一向为世人所诟病和批判的士绅优免政策，就是在崇祯朝被废除的，并且朱皇帝还将秀才的优免徭役的特权给一并废除。
当然，这实际执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这也充分说明，哪怕是对文官士大夫不利的决定，朱皇帝想做也是可以做的出来的。
...
那在明朝有没有能够威胁到皇权的存在呢？！那当然是有的，这个群体就是一直都被世人所忽视的勋贵外戚集团。
这勋贵外戚平时看似不显山不露水，好像没有什么存在感，被排除在大明朝的权力核心之外，但实则这个群体才是真正捏着皇权七寸的狠角色。
勋贵外戚集团虽然没有掌握政治权力，但这首都的京营部队还有皇宫中的侍卫部队，则一直都被勋贵外戚集团所掌握。
京营的各级军官和宫中的侍卫军官，多数都由勋贵外戚本人担任或者是其家族子弟担任，从外地调入京师任职的军官则是少之又少。
这些勋贵外戚互相联姻通婚非常频繁，各家之间基本上都是沾亲带故，他们用血缘为纽带构建了一张针插不进油泼不入的利益关系网络。
这也就是勋贵们如果联合起来想要搞事情，那么他们可以直接针对朱皇帝本人，而在政治斗争中肉体消灭对手那才是最高明的斗争手段，所谓的权谋只不过是些下乘招式而已。
还有一点就是，这些世袭勋贵可比文官要团结的多，其内部虽也有矛盾冲突存在，但基本上没有文官那些狗屁倒灶的烂事，一旦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他们能迅速搁置矛盾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不像那帮文官士大夫们，又是阉党又是东林党还有什么齐党、浙党的，一天到晚那就是撕逼扯皮狗咬狗内耗内斗。
从崇祯十三年的“九莲菩萨”显圣事件就可以看的出来，勋贵外戚集团是有那个实力威胁到皇权的。
他们能在戒备森严防守严密的皇宫中弄死朱皇帝的儿子，那么搞死朱皇帝本人其实也不是难事。
文官集团与朱皇帝开展斗争的手段，那也无非是上奏疏骂上两句昏君，再要么就是往那皇宫外跪倒一片请愿，根本对大明皇帝造成不了任何实质性的伤害。
而勋贵们与皇帝斗法，那直接就是刺刀见红真刀真枪的玩命，文官那点可怜的手段在勋贵面前完全就是小儿科。
大明朝那几个死的不明不白的皇帝，传言都是触碰了文官被文官给弄死，其实这完全就是无稽之谈，在大明朝能够弄死皇帝唯有这帮勋贵能够办到。
要不然朱家太祖不顾体面拼了老命也要把勋贵集团给清洗干净是为了什么？！还不就是看出来这勋贵集团对皇权的威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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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天府，杨嗣昌督师行辕。
这杨嗣昌在上个月中旬率部抵达承天府后，便将承天府城的兴都留守司衙门征用作为他的督师行辕指挥部，至于兴都留守使则是另外找地方办公。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崇祯十三年闰正月的二十三号，在上个月下旬襄阳陷藩的消息驰报入京，紧接着在这个月初的几天，朱皇帝做出了处置相关责任人、封左良玉为伯爵以及下令湖广前线明军发起全面进攻的各项决定。
处置陷藩责任官员和封赏左良玉的诏令，已经在十天前相继下发到地方，而命令杨嗣昌率领各镇明军进攻襄阳贼寇的诏令，则是在五天发到杨嗣昌手里。
杨嗣昌虽然十分不认同朱皇帝的这个愚蠢且固执的决定，但是他身为臣子无法反抗皇帝的意志，只能默默的接受并贯彻执行这个荒唐的命令。
于是杨嗣昌赶紧给承天附近的各镇高级文官下令，命其到承天府来召开军事会议，在今天各镇的文武官员相继抵达承天商讨对付襄阳群贼的作战计划。
但在昨天晚上大半夜，突然有封来自大内的密敕从京师发到了承天府杨嗣昌的行辕。
...
目前的时间正值上午晨牌时分，与会的文武官员尚未来齐，所以这杨嗣昌杨阁部正在后堂卧室内，一边跟他的儿子吃着早饭，一边拿着昨天半夜三更才送到的密敕。
一般情况下皇帝诏书无论是什么时候送到，大臣那都得沐浴更衣摆上香案跪迎旨意，但这种密敕出于保密需求也就不搞这一套送到接敕的本人手里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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