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职方面，谢氏家族成员在这一时期的仕宦也不尽如人意，其特点是当官清显而不秉政，出仕变成了门户的点缀。当时的刘宋皇室一方面需要借用像谢氏家族这样高级世族的社会地位和优雅的文化素养来装点门面，但同时又怕他们与自己分权秉政，于是便设计出一批高官显爵来，专门来供养这些高级世族。谢氏第六代中的谢澹便是最为典型的一人。他是谢安的嫡孙，宋初任太尉、太保、特进等显职，官位之高无以复加，但却设有任何事功，仅是主持过宋武帝的登基仪式而已。这正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指出的那样，谢氏“在晋宋掸让革命中，起了为新帝加冕的罗马教皇那样的作用”。
(三)拯救家族地位的努力
从宋末到陈，谢氏的8代至14代共29人走上仕途。他们中最高官一品1人，最低官八品1人，任上品官11人，占全部仕宦人数的39%。
谢家人在这一时期担任的上品官，计有侍中、散骑、中书监令和东宫官属。侍中和散骑的地位在宋代以后继续下降，最后成为“终非华胄所悦”的闲散之职。中书监令的权力则落入位卑权重的中书舍人手中。谢家人出于身份地位的考虑，没有一人担任过这种官职，这就意味着谢氏与军国政权的距离越来越远。至于秩重望清的东宫官职，尽管是当时贵族普遍看好的职位，但仍然没有什么实权。
由于谢氏家族的当官之人远离了权力中枢，势必引起家族地位的下降。在宋齐时期，谢氏担任三品以上高官的仅有2人，至陈朝中叶以后则无1人出任高官。因为官位降低，谢氏见于史籍的人数也迅速减少，至陈朝末年时，整个家族中只剩下谢贞1人，所担任的也只是六品官。在他去世时，膝下仅有一个6岁的小儿，“鲜兄弟，无他子孙”，不得不托孤于族子谢凯，而谢凯又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人。所以到陈朝末年，谢氏由于家族成员少，近亲中又没有强有力的人物，已经下降为孤寒之族。甚至在陈始兴王陈叔陵发掘作为谢氏标志的谢安墓时，族中竟无一人出面干预，其势力之弱于此可见。
为了拯救急剧下降的家族地位，谢氏也有人作过一些努力。这种努力表现在仕宦上，如出任能显示身份地位的中正官等，但这也毕竟是力不从心的了。
总之，仕宦作为谢氏家族维持政治地位的一种手段，在谢氏的上升期和保持期的确起过不少作用，但在南朝中叶以后，由于当官不典政，仕宦就慢慢失去了它的实际意义。谢氏在没有仕宦而来的权力、武力、财力作后盾的情况下，仅凭既成的社会地位苦苦支撑，其前途也只有走向衰亡一条路。
家族社会地位变更
与仕宦相同，婚姻也是谢氏家族保持家族地位的主要手段。它的作用表现在社会上。通过严格身份等级界限、仅与那些与自己家族地位不相上下的家族通婚、与皇室联姻、与同乡贵族联姻、与大族世代婚姻、与自己宗教信仰一致的世族联姻等途径，保证自己的血统高贵，这便是谢氏家族婚姻的主要特色。
(一)从容奠定的婚姻基础
谢氏家族的婚姻，可考的第一例是谢鲲娶中山刘氏女，妻父不明。中山刘氏是魏晋时期着名大族，其中的一人便是与祖逖“闻鸡起舞”的晋太尉刘琨，他们贵显的历史要早于谢氏，主要通婚之家有太原郭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河内司马氏等，而其中的太原郭氏又与太原王氏、河东裴氏、平阳贾氏、琅邪王氏等联姻，共同结成一个封闭的婚姻圈。谢氏一开始就能进入这个高级的婚姻圈中，说明其婚姻基础的建立是牢固的。
谢氏家族在谢鲲以后的婚姻个案，可考知者明显多了起来。在谢安一辈人中，2人娶太原王氏，2人娶同郡袁氏，此外又分别有人与河南褚氏、沛郡刘氏、琅邪诸葛氏、泰山羊氏、长乐冯氏等大族联姻。再下一代，婚姻可考者共有14例，其中琅邪王氏7，太原王氏2，同郡袁氏、同郡殷氏和高平郗氏各1，颖川庾氏2，这些也无一不是高门大族。随着谢氏与各大族间婚姻联系的越来越密切，其世族婚姻基础也随之奠定。
综合研究谢氏家族早期的婚姻个案，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婚姻特点除注意与那些是自己同乡的家族通婚和在联姻时注意宗教信仰以外，还重视通婚家族的身份地位和“亲上加亲”。如在谢玄这辈人14个婚例中，没有一人与世族之外的人通婚，2/3以上的人联姻王、袁两族，其余通婚的殷、庾、郗等家也是着名世族。由于过分注重门第，就不可避免地把固定的几个家族当成经常通婚的对象，婚姻中错综复杂的重层关系和中表婚、异辈婚大量存在。如谢尚娶同郡袁耽妹，女嫁同郡殷浩从弟殷歆，而殷浩又是袁耽妹夫；谢玄女嫁袁质子袁湛，袁湛妹嫁谢玄从子谢重，等等，这些都是上述性质婚姻中的典型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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