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李愚同来说当领导其实已不再陌生，但他还是觉着自己在学着当个领导。
只是现在每天要起得比过去早了，这倒也好。
六点多起床，做好早饭，七点吃完后，他开车就走了，一般20多分钟会到达学校。
进办公室后放下东西，倒杯水，抽根烟，然后他会到校园转一圈，有时也会到教学楼或宿舍去看看，然后就回办公室。一般上午没有课，下午有节历史课。政教上有事主任会来给自己说，或办公室会把相关文件传来，需要安排的事，他会叫来主任安排一下，需要别的处室配合的事，他也会把几个主任找来说一下。
然后就是很随机的事了，要么校长叫去说个事，要么安排一个什么会要去开，要么有什么活动要参加。什么有关学生的事要协调，要处理，或有什么事同校长商量、汇报、请示。如果没什么事了，他会在房间看看书或思考什么问题，或找人说个事，上午时间过得很快，中间还有个大课间，到11点半左右，已是吃午饭的时间了。
午饭后抽根烟，同老师们聊些天，也会回房间休息一会儿。下午上节课，又忙些杂事，就到了下午活动课时间，再后就是晚饭了。如果不值班也没事儿，他会回城里。当然走前会同校长见个面，或者校长有事已早走了，自己就同其他带班领导打声招呼，一日很轻松的。
一个学校终究不大，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多。特别很多问题是内部的，就更好解决了。在这个校园中，自己还是自由的。当然与过去相比，生活变的简单和封闭了，至少是与外界的联系少了许多。
在学校做个副职权力是小了，可责任也小了，你不必为学校的方向，发展等根本性的问题太费脑筋。
事实上，在这种现行体制下，一个校长并不如人们想的那样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很多事情只是随着大流向前，能改变的只是很小的局部。
对于学生和老师所能用的管理手段也就那么几种，而且这些手段也有明显的体制特点。
更为重要的是体制内的学校不是开放性的单位，它一般既坏不了也消亡不了，也没有无限发展壮大的可能。
对一所高中而言，升学率、考大学是它最根本的事情，但恰是这些最根本性的事情目前的体制和制度已规定好了你发展的天花板，你是不可能带着学校走到这些天花板以外的。事实上，在愚同看来，投靠朝廷本身就决定了你的发展，因为你所在单位的发展是与这国家息息相关的，你只是国家这台大机器中的一环，而学校更是附属性的最基层的一环。
如此，你既不能有方向性的突破，也不会在方法、形式上有根本性的创新。所以让学校平稳运行，让一级级学生相对健康成长，让能考上大的学生，尽可能地到高一级学校去学习，就是你大体能做的事情。
所以李愚同到东城高中后，一个切实的感受就是自己的生活彻底安静了许多，偶尔局里或市局检查的人来后会说起上面的一些事，但愚同对所谓上面的事也少了过多的兴趣。
一般情况，对于县局和市局他已很少提起，每个地方都有生活也都有意义，只要你找着了，这个地方就可以安身立命了。
要说有什么不好，就是除了呆在学校，你无处可去。周围是农村和工矿，办个什么事都要到城里，不能如在机关时边上班也可以办不少的私事。当然，对他来说，要走也自由，打声招呼也可以，只是到底要开车离校的，而事办完了也要回来的，所以能不离开就不离开。
这不离开的时间长了，自然会有种寂寞。而学校具体的工作更是比不了在机关那种宏观的决策和安排部署。机关那种宏观的工作会给人一种错觉，总觉得自己在掌控着什么，在决定着什么。只现在回头想想也不过就是工作的一个流程，并没有多少重要。
相反，愚同自己做着副校长时却羡慕那些可以集体办公的老师。一群人在一个办公室，有说有笑的，既相互帮助又相互厌弃，一起说学生，一起议论学校，国家，也谈汽车，美容，旅游和美食。
细想，那种教师的生活也充实，或更真实。
自己从阳湾走出，到了小学，然后一步步又离开学校，到机关走了一圈。再次回到学校，而且在一所高中，算是把基础教育的三个学段都经历的人。虽然每周只上两三节课，但站在教室面对学生时，愚同的感触还是很多的。
一个老师不论有什么样的缺点与不足，站在课堂上，他不会有不好好讲的想法，不会有把什么隐瞒起来的念头，更不会有不想让自己的学生听不懂，学不会的想法。在那三尺讲台上，他的内心是澄净的，只想把自己的所学全讲给学生。那时说在教室如同在天堂，或就是这种感觉，在教室时一个老师的内心是最圣洁的。
而离开了教室，就会进入世俗中。虽然世俗中有各式各样的平台，但在这些平台上，个人的利益就会变得重要，就会成为考虑很多问题的第一出发点。这与在教室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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