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看了一眼布莱克，向陈穹说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如果我遇到的是那个老家伙，说不定我会一枪干掉他。”
“但是F先生和他的爷爷不同。”张正说道：“他至少没那么坏。”
或者说，他只是比较普通的坏。
事实证明，只要是在正常的人类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都不可能接受太反人类的操作，F先生的爷爷虽然是个战犯，但是到了F先生父亲这一代，就已经脱离了科研工作，专心做起了主意。
除了美国政府有意剥离之外，当然也有他本人的意愿在起作用。
那个时候正好是日本经济在美国全力扶持下迅速腾飞的时代，F先生的父亲成功转型，利用自己的身份在广场协议前积累了足够的资本，然后又在日本经济凝固的年代里果断回到美国，继续吃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红利，不但娶了个美国老婆，还跻身纽约名流之间。
等到F先生这一代，他继承了父亲留下来的大部分遗产，除了钱之外，还有在美日两国的人脉，其中主要是和生物化学有关的部分。
虽然到陈穹读大学的时候，生化环材就已经成了天坑，但是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这几个专业还是很有钱途的，而且说实话，四大天坑坑的其实只是行业底层，那些站在顶层的人活得还是很滋润的，F先生的父亲虽然没有子承父业，但是利用父亲留下的关系和自己掌握的资金，成功得到了在生化领域的顶层落脚的资格。
到了F先生手里，他已经在制药界投入了大量的资本，有资格在全球制药业分一杯羹了。
无论是在各种科普资料的引导下还是在正常人的理解里，制药业都是一个风险很大的行当，尤其是在新药研究方面，一般来说，一款新药的研制流程应该是先确定一种可能攻克的疾病，然后研发新药，确定疗效后制造销售。所以本质上，这是一个先投入后产出的行当，投入之前，既不能确定一定能拿到成果，也不知道是不是能收回成本。
这个流程听起来很合理，然而它忽视了一个客观规律，那就是资本的胃口比人类疾病的发展快。
到了二十一世纪，全球的大型制药企业都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新药市场不够分了，或者说，因为可以卖药的疾病种类不够多，大家只能制药拼成本，而不是开辟新市场了。
虽然事实上二十一世纪的人类仍然面临着各种疾病的困扰，甚至疾病的名字还越来越多了，但是只要对这个行业有足够的了解就能发现，真正有足够市场并且还有特效药的疾病就那么多，而且早就被瓜分完了。剩下的疾病要么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攻克，要么就是病人数量太少，不值得投入巨额资金研发。
这就有点尴尬了，因为资本追逐新的增长点是本性，它是停不下来的，所以资本家才特别憎恨躺平。
我们投资要为了赚钱的，给你投资之前赚不到钱，给你投资之后还是赚不到钱，那我们不是白投资了吗？
于是有医药界的大聪明突发奇想，既然人们既不肯得新病，又不肯为了没有疗效的药品花钱，那么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得一种我们可以控制的疾病呢？
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比较克制，只是编几个听上去非常严重实际病情无伤大雅的名字，让病人吃一些治不好也吃不坏的药，多少也算是为社会财富匹配个人能力做出贡献了。
但是当这种操作成为行业共识并且被大型制药企业知道之后，事实就失去了控制，因为小打小闹根本满足不了这种托拉斯企业的胃口。
当然比起只盯着自己饭碗的某个无良医生来，药企不但格局大得多，手段和人脉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很快，药企就盯上了一个利润丰厚而且风险相对较低的领域——疫苗。
初期的操作很简单，通过世卫组织发布流行病预告，然后卖疫苗。
在这件事上，没人能找出反方向的证据，因为对应的疫苗的确是可以预防疾病的，流行病也的确是存在的，同时也是可以预测的。但是与此同时，谁也不能因为预测的流行病没有发生就指责发布预告的组织，毕竟正经人都知道预测是不会百分之百发生的，反而一定会发生的预测才让人细思恐极。
直到这个时候，事情还都在控制当中，药企虽然无良，但是好歹还只赚富人钱，并不惦记穷人兜里那几张钞票。
然而问题是，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发展并不都是安全可控的，资本的贪婪也是永远止境的，当意外与必然凑到一起的时候，事情就变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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