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诸侯割据，之后三国鼎立，连年征战，到西晋才得以统一。此时，司马氏面临的问题，不是土地兼并，耕者无田，而是大片土地荒芜，劳动力严重不足，这样的背景之下，西晋采取了鼓励生产的田赋制度，根据一个劳动力的假定产量定额征收。
譬如一户按照五十亩的土地征收田赋，那么如果该户所耕之田不足五十，仍按五十征收，算是对其不努力劳动的惩罚，如果该户很努力，开垦了很多荒地，所耕之地有七十亩，仍按五十征收，多出来的则是一种鼓励。在人少田多的西晋，只要肯努力，耕种上百亩地都可以，不怕没有地，唯患没有人。
可惜的是，西晋国祚太短，很快就陷入了八王之乱，再之后便是晋室南渡，偏安一隅。而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在五胡十六国的混乱之下，人口进一步减少，土地更加荒芜，到拓跋氏统一北方，建立起强大的北魏政权，统治者才开始着手解决土地问题。
此时拓跋氏面临的问题比西晋司马氏更为棘手。一方面，人口与土地严重失衡，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依旧，另一方面，中原世家大族，有一部分人跟随司马氏南渡，但也有很多家族留在本地，利用钱财和威望，聚拢乡民，建立武装，圈地自保。这样一来，很多农民依附于这样的世家，在有限的土地上耕作，相比于荒野，反而是劳动力过剩，与此同时，这些附庸之人，只对宗主效忠，缴纳田赋，朝廷一粒粮食也收不到。
北魏孝文帝在太和九年，下诏施行均田制，将土地收回国有，再分配农民耕种，按照田亩数定额收税，提高国家的田赋收入。
之所以能够施行这样的均田制度，其一，朝廷手中掌握有大量无主荒地以及权属不清的土地，可以分配给农民耕种，这样一开始并不触及私有土地者的利益。
其二，北魏孝文帝时期，国力强盛，使用强力消除世家大族的地方武装，解放依附于他们的农民，同时获得他们的土地，以便进一步推进均田制。其他土地私有者，见到世家大族都无力抵抗朝廷的土地国有化政策，也就乖乖献上手中的田土。
其三，将土地分为桑田、麻田、露田和宅地。其中桑田种植桑枣等树木生长周期长，不适合频繁易手，于是便不再均田之列，宅地也是如此，这两种土地可以视为私产，后来称之为永业田，但是对其进行了严格的限额，以保证有足够的土地用于均田。被用于均田土地，后来被称为口分田，它的授还方式与井田制彻法有相似之处，但更为精细，不同劳动力授予的土地数量不同，同时也考虑到了休耕的问题。
其四，为进一步减小推行阻力，补偿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均田制规定奴婢与普通农夫享有相同的授田额度，但田赋却少于普通农夫。这样一来，大户人家便可通过蓄养奴婢获得大量的永业田和口分田，所以对于均田制的阻挠也小一些。
均田制的施行，解决了因战乱造成的人口减少，劳动力与土地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使得国家田赋收入倍增，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具有相当积极的作用。北魏、北周、北齐以及隋唐，都延续了这种均田制，这几个朝代的统治者都关陇贵族，沿袭前制，更为顺理成章，只不过是在具体方法上有所更改。譬如，北魏对于奴婢授田没有限制，北齐则限制了大户人家授田奴婢的人数，北周和隋唐更是直接取消了奴婢的授田资格。
然而这种均田制度也不是万能的，土地总是有限的，随着人口的增加，能够用来均田的土地越来越少。好在北周、北齐、隋朝，存续的时间都不长，这个问题还不显着。唐代初年，经过隋末的混战之后，又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均田制仍有发挥能力的空间。
唐代国力强盛，社会稳定，人口逐步增加，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均田制自身的缺陷越来越明显，与当时的生产力越来越不相符合，制度到了崩溃的边缘。
其原因之一，就是土地的开垦赶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可用于均田的土地越来越少，新增人口无法得到足额的授田，实际授田额度不及法定额度的三分之一。
其原因之二，均田制在长期实施之后，会造成土地被分割成细碎的小块，无法像最初一样就近授田，后来农户所被授予的土地，不能够连成一片，非常分散，甚至离居所也远，这使得农户疲于奔命，劳动效率低下。因为光是往返不同地块之间、地块与居所之间，就耗费了不少的体力和时间。
其原因之三，私有土地的不断增加，也就是永业田增多，朝廷手里用来均田的口分田相对减少。永业田的授予是有限额的，但是架不住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官员群体。一方面，官员的永业田限额高，另一方面，皇帝赏赐的田地以及朝廷给予的勋田，都逐渐变成了不需要交还的永久财产。长此以往，私有土地占据了天下农田的大部分，均田制就实行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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