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知道后大喜，于是在苏州设置了一个应奉局，专为皇帝搜罗奇花异木、嶙峋美石，用以建设皇家园林。
由于当时没有铁路和发达的载重汽车，这些花石只好通过古运河水运至汴京，十船称作一“纲”。
据宋史记载，“花石纲”持续了20多年，“大率太湖、灵璧、慈溪、武康诸石；二渐花竹、杂木、海错；福建异花、荔枝、龙眼、橄榄；海南椰实；湖湘木竹、文竹；江南诸果；登莱淄沂海错、文石；两广、四川异花奇果”。
为了确保“花石纲”的运输，不但关系国家民生之重的漕运被排挤，漕船和大量商船被强行征用，而且各级官员均在其中上下其手，不放过任何一个发横财的机会——据史料记载，各级官员们不但极力帮助朱勔搜罗花石，还趁机对百姓敲诈勒索。
相对于百姓的穷困，宋朝各级官员过的是穷奢极欲的奢侈生活，就连百姓口中的清官代表寇准，其生活也极其奢靡。
例如宋史就说他，“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油灯，虽庖所在，必然炬烛”。
其奢侈行径甚至到了让司马光给儿子做反面教材的地步——司马光说寇准“近世寇莱公（寇准被封为莱国公）豪侈冠一时”。
可以想象，当时百姓口中的清官代表寇准，其生活都如此奢侈，那人民口中的贪官蔡京、童贯等人又该当如何？只怕会在“奢靡”前加一个“更”字。
另外，随着官员子孙的繁衍，因“荫补”而增加的官员数量越来越多——真宗时，宋朝官员的数量在1万人左右，仅仅过了40年，到了仁宗年间，官员人数翻了一倍还多，到了英宗时更是接近3万人。
与此相对应的是，为了豢养越来越多的官员，宋朝的财政收入越来越吃紧——北宋初年，2000万贯的钱粮收入可以结余大半，而到了仁宗年间，尽管国家不断上调税赋，国库收入达到1.3亿贯以上，却无丝毫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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