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道德经》第二章，由于意思连贯而明朗，我便串讲了一下：
“这第二章老子承接第一章世间有大道，切合现实进一步论述，其目的是要引出功成身退的观念。实际上此处也指出了何为德行！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他首先铺垫以美丑、善恶、有无、长短、高下、音（音乐）声（噪声）、前后的相辅相成之互见是大家铁定认同的道理，再进而引出圣人行事的标准与风范：“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是老子一再强调的地方）、不恃有（不把持、箍定事物的发展）、不居功。也指明了圣人伟大功绩一直为世人认同，就因为不居功。
老子写《道德经》的目的也在于欲以圣人之治匡正统治者的治理行为，故而几乎动不动地又要说圣人如何如何。这一章老子就说得直白了，圣人都是那么不故意干涉事物的发展（潜在之意即不要扰民），不自以为是地乱来（顺其自然，处无为之事），默默地以身作则，顺其自然地潜移默化地教化风气。不好大喜功，即使有了成就也不就揽在自己身上，所以他们永远受到民众的认可！
当然，老子说这些肯定有所针砭的。估计自中国社会走出原始制度之后（他不可能那么认识，只觉得很久以来统治者路走歪了而已），统治者越发骄逸，对外常彰显自己功绩以自我标榜，实际上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这点，也许老子真没有庄子那么认清统治者的实质。但作为他的角度，也只能谆谆教诲罢了。故而他只能一再强调圣人如何如何做的。
老子用心良苦，希望周天子重振圣人之治以拨乱反正。但他真没考虑到孺子已是不可教的程度了。不过他还是留下了这些，对得起他做史官的责任。当然，对后世肯定是很有意义的，毕竟还有那么极少数人听得进去的。其中汉文帝算是个标准好学生了，他取得如此好的业绩，却一直谦虚地说还做得远远不够（的确，按老子的高标准要求只能算勉强及格而已），还要把帝位禅让给贤者。这一方面吓坏了汉景帝及手下一众大臣，也埋了颗刺在汉武帝心中。这成了淮南王刘安和太子刘据的根本死因。这些当然属于茶余饭后闲吹历史的噱头了。
不过历史的分水岭也往往在此：作为社会领袖的统治者，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汉武帝因为惧怕人们以道家观念拥立贤者，故以叛逆之名诛杀刘安，逼死刘据，再来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使得中国的发展完全走向了另一条路。这大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其实，经文景之治后，西汉社会已呈现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之势。竟出现钱都不够市上流通之用了。朝廷竟允许私铸铜钱用于流通。大家想想，如果一直照此发展下来，中国该是何种繁华景象？
言归正题，老子在此章中也透露出了尊重民生自然的意思。如他所说的圣人“作而弗始”，即民生自然发展起来了，而不是统治者强求那么去干的。当然，这有一定历史局限性。到社会化大生产的环境，政府为劳动大众创造和提供就业条件则是必须重点考虑的事。古时候不需要，因为生产条件限于比较原始状况，老百姓自己会找吃。但他所提的不限制不强迫人民的生活和生产却是一直都有积极意义的，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挫伤民众的劳动热情。而“生而弗有”、“为而弗恃”这点应该点在统治者穴位上的。因为中国封建统治者都老是把天下子民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一样（如同养的牛羊），骄横跋扈，随意驱使宰割成了习惯，任意盘剥更成了常态。老子管不过来这些，仅能借圣人德行提个仅供参考的建议而已，话还得说客气点！
而在后面第十章中，老子直接言明了：生而弗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但老子也不死心，在后面章节中关于这些方面还婆婆妈妈地说了挺多，也颇为可爱的！
还值得说的一点就是老子一直反对统治者好大喜功的做派，因为这与他的社会理念不符。老子希望的是回归到民众自然发展、天下为公能者服其劳（完事后功成身退）的原始纯朴状态，所以虽不要求统治者下位禅让，但也要有不居功的素质表现。当然，他这种理念源于原始社会主义，他所举圣人也基本上就三皇五帝那些人。他默认了统治者的政治地位不动摇，却又有类似于立宪改良（“无为而作”的君主）倾向。
所以，整部《道德经》他一直兼顾着如何治理好社会又如何巩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希望从而达到“无私而成其私”、“处下而自上”、“不尊而自尊”！（在后面的篇章老子就逐渐地把这些呈现上来了，老铁们请关注后面的解析）。当然，这建议老百姓肯定欢迎！人民需要的就是这种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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