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顺军虽然接连取得了七星坪和狮子口两战的大胜，但是也牺牲了包括王四在内的近三千名忠勇的将士。
加上连日作战，明顺军上下将士疲惫至极，面对着积极反扑的清军主力，李来亨被迫率领部下在打扫战场后，向后方转移。
反观清军方面，清军虽然损失了四千名满洲大兵和一万余绿营兵，但是对于拥有二十万攻山清军来说，这点损失并不影响大局，反而让清军统帅穆里玛和图海清醒起来。
穆里玛和图海经过商量，一致认为不能再让精贵的满洲大兵上前线了，反而重拾之前的战法，用汉人将领率领绿营兵上前围山作战。
清军副帅图海还“举一反三”，因此认为茅麓山一带的明顺军实力，还是比较强盛，便有意改变之前全面进攻的战法，全面执行四面封锁、八面骚扰的策略。
由于明顺军粮食稀缺，养不起太多的清军俘虏，大明临国公、明顺军主将李来亨便下令将俘获的数千名绿营兵放回。
清将图海却将这些被放回的士兵组织起来，结合地方政府强征而来的民工，在茅麓山的四周修建海量的“梅花桩”。
这种所谓的“梅花桩”是由一根立柱和四根支撑柱深埋地下，连绵数十里，至少有内外三层，后方则是清军的堑壕，数十万清军将茅麓山的核心阵地九莲坪到百羊寨的狭长地带，给包围的死死的。
包围圈内的明顺军将士虽然发动数十次主动进攻，但是压根就出不来，外面的人也进不去，明顺军的根据地被清军给彻底封死。
好在张鹿安的使者李静在清军彻底封锁茅麓山根据地以前逃了出来，带着明顺军全体军民的巨大希望，写信祈求张鹿安尽快派兵对茅麓山进行支援。
来到了荆州城的李静在给张鹿安的信中末尾写道：
“……自古皆言‘唇亡则齿寒’，试问若是茅麓山彻底失守，清军至少可以腾出数十万精兵用于我方，到时候我方必将压力倍增，悔之何及？
且幸赖上天赐福，属下在茅麓山见到了兄长军和胞妹茗……
故于情于理，于公于私，属下恳请主公急速发兵，救茅麓山之军民于水火……卑职静百叩。”
看完李静的这封长信以后，张鹿安也是内心激荡不已，既为茅麓山的忠勇军民们而担心，也为找到了李茗而窃喜。
大汉国主张鹿安于是召集部下，当场宣布了自己的决定：
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派兵支援茅麓山的抗清大业。
众多的文武大臣们还是有很多人反对张鹿安的决定的，毕竟大汉军在近两年的战斗从来就没有停过，甚至可以说士卒已有厌战之心绝不为过，更关键的是正前方还面临着“老贼”洪承畴所统帅的数十万清军带来的巨大压力，在如此的情况之下，贸然地分兵孤军深入，恐怕极有可能会有“不忍言之事发生”。
或许很多将领只是如此说说，也有一部分不安分的将领却开始了自己的“作妖”。
张鹿安很快便收到了来自于镇抚局局正曾去垢的报告，报告中说在南京城内例行巡查中发现第六十二营游击将军周家礼存在强抢民女的行为，已经被镇抚给抓住，证据确凿；
不久，身在杭州的张鹿远也给张鹿安来报，声称刚刚调到杭州的步军第二十三协参将谢迁、偏将赵束乡曾经多次发牢骚，他们听说大明“鲁王”身在金门，便有意带兵南下，号召大汉军其余各部与他们一起“投奔正路”。
好在被张鹿远及时发现，派遣部将李士元和贺国勇一起将叛军给截住，拿下了谢迁和赵束乡，给解送到了南京城，听候发落。
正好原明蓼军莱州镇亲民官宋德宸又将谢迁和赵束乡在淄川滥杀无辜的“旧事”重提，指出他们桀骜难驯。
负责军纪的曾去垢原本想对周家礼、谢迁和赵束乡执行极刑，但是却遭到了武将们的一致反对：
毕竟这三人都曾经为明蓼军和大汉军立下过大量的汗马功劳，他们的家中为大汉军战死的族人就有数十人之多，而且被周家礼强抢的民女家长也来大元帅府外求情，声称愿意把闺女嫁给周家礼，恳请饶周加礼一命；
很快谢迁和赵束乡的悔过书也放到了张鹿安的案头。
张鹿安心中暗叹：
“任何时候统一人心都是最难的事，但也是最重要的事。”
张鹿安于是决定“挥泪斩马谡”，要求曾去垢不要顾忌任何人的意见，直接按照军法来执行。
曾去垢经过审判后，认为三人均是触犯军法，证据确凿，周家礼强抢民女属实，谢迁和赵束乡叛逆行为更是实锤，判处三人秋后问斩。
之后便有海量的求情文书递交给张鹿安，张鹿安为了迅速稳定人心，直接在曾去垢的请示文书上写了一句话：
“为警示后人，将秋后问斩改为斩立决！”
在张鹿安的强烈要求之下，谢迁、赵束乡和周家礼这些曾经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大将在南京东门外被处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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