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环保局，紧接着来到了市交通局。
在聊到全市交通拥堵，很多地方的道路设计的不够合理时，交通局局长魏林洲说道：“江城市的拥堵，既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道路设计上的缺陷，更关键的是近年来机动车数量呈几何级增长，远远超出了道路承载的预期。”
“既然知道症结所在，为何迟迟未能拿出切实可行的治堵方案？”
江一鸣严肃道：“如果我没记错，你到交通局已经三年了，三年时间，足够你对症下药了。再或者说，你的设想还在实施中，尚未见效？”
魏林洲吱吱唔唔，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过去的事情，我不再多说，从现在开始，我要看到每个月的治堵进展汇报。交通问题事关市民出行效率与城市运转秩序，不能总以历史原因推诿。既然机动车增长超出预期，那就从管理上挖潜力，在智能化调度、公共交通优化和重点堵点改造上拿出硬举措。群众等不起，城市也等不起。必须在三个月内提交可量化的阶段性成果，我将亲自督办。任何项目滞后都将追责到人，绝不姑息。”
江一鸣说道：“能不能做到？”
“市长，不是我们不想解决，而是实际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首先就是资金。虽然全市资金总量不小，但都大都分配给各县区了，真正能用于市级交通改造的专项资金十分有限，而各县区的交通专项资金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实施，与市里并不一致，这才导致很多道路设计存在问题，有的道路很宽，但是到了另一个区域后，这条路就变得很窄了，导致车辆拥堵。况且，一些重点路段的改造涉及地下管网、地铁线路交叉施工，协调难度极大，工期一再推迟。”
“既然你们知道问题症结所在，为何不向市里提出，把资金留在市里，由市里统筹使用，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
江一鸣询问道。
魏林洲欲言又止，随即低下了头，却不说话。
江一鸣皱眉，说道：“有话就说，为何吞吞吐吐？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没有，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后面争取主动向市里汇报，推动资金统筹和规划统一。”
魏林洲不愿意多说，只能一个劲的表态。
虽然江一鸣感觉对方有话要说，但感觉他在顾虑什么。
江一鸣也懒得和他多说什么，直接离开了交通局。
“市长，刚才人多，不便多说，其实魏局长也有自己的难处。作为市交通局局长，难道他就不想把资金集中统筹用于关键项目吗？可这是市里定下来的，他也没有办法。”
副市长刘国亮说道：“魏局长之所以不敢说，主要是因为这个政策是前任市委书记，也就是现在的李省长定下的调子，而后是雷亮书记，他也坚持这样搞。”
“李省长去欧洲转了一圈后，觉得他们搞得很好，尤其是卫星城模式，便要求我们照搬其模式，推动各县区独立发展、自主规划。可他没看到的是，欧洲国家地广人稀、基建成熟，而我们是人口密集、城乡交错，盲目分权只会导致标准不一、衔接断裂。交通不是孤立的工程，而是系统的协同，割裂的管理终将酿成整体的梗阻。”
“所以，就出现了同一条路，在不同管辖区域内，有的非常宽，有的非常窄的现象，这也导致了交通效率的严重浪费和市民出行的极大不便。尤其在早晚高峰，宽路骤然收窄，车流如被掐住咽喉，寸步难行。这不仅影响通勤，更制约着城市整体运行效率。表面上是道路设计问题，实则是管理体制的深层弊病。若不打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局面，即便投入再多资金，也只会重复建设、资源错配。只有重新收拢规划权，建立市级统筹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打通城市发展的“血脉”。”
江一鸣点了点头，他才知道这种模式叫卫星城。
之前他一直不明白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现在才弄清楚，是李玄章在位时提的卫星城发展模式，他盲目推崇欧洲经验，却忽视了本地实际。这种“画皮不画骨”的改革，看似给了县区自主权，实则削弱了市级统筹能力，导致基础设施重复建设、标准混乱。
比如A区认为南边重要，所以资源都用在那边，那边的道路自然就修得宽阔通畅，而B区却因重心在北，南向路段便狭窄简陋，甚至缺乏必要连接线。同一条主干道，跨越区界如同穿越两个世界，宽窄突变，标识不一，司机猝不及防，事故频发。这种割裂不仅体现在道路规格上，连排水、照明、绿化等配套也各自为政，养护标准参差不齐。市民怨声载道，企业物流成本攀升，城市形象大打折扣。更严重的是，重大项目落地时常因跨区协调难而搁置，发展机遇被无声消耗。
而这一切的症结，就在于缺乏一个统一的规划指挥棒。
江一鸣望着窗外拥堵的车流，心中愈发清晰：城市治理不能搞“碎片化”，更不能让短期政绩凌驾于长远布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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