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员就更夸张，有问题的怕是好几万人。
其余三百多个有问题的官员只是没有按时完成任务，最多也就是罚俸或者记处分，严重一点也就是降职。
而这些贪官污吏可就要被抓去坐牢。
一时间朝堂上都炸开了锅。
不是震惊于开封府下居然藏污纳垢有那么多贪官污吏，而是震惊于波及范围那么大，这可如何是好。
于是百官们纷纷上书，请求停止考成法。
原因很简单。
这四百多名贪官先不论，数万吏员可就是个大问题。
一旦把这些人处理掉，朝廷不仅要停摆，恐怕整个汴梁都要引起巨大范围的骚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汴梁吏员罢工。
如景佑三年正月，诏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余人诣宰相第喧哗，又诣衍第垢，乱挪瓦砾”。
也就是说，景佑三年，皇帝命御史中丞杜衍负责裁减三司吏员。
这些吏员怀疑这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议的，十分愤怒，五百多个吏员先集体跑到吕夷简、王曾等宰相府去闹事，然后又跑到御史中丞杜衍家门口破口大骂，乱扔瓦块石头，进行抗议。
只是裁撤五百人就闹得够呛了，更别说现在数万人。
不过好在范仲淹和赵骏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早在今年五月就有新法规实施，规定汴梁的吏员将成为公职人员，享受中等禁军待遇，也就是年入三十贯，月俸约二点五贯。
这个工资谈不上高，因为当时民间雇工价格大概在每日50-100文之间，码头当搬运工人一天能赚二三百文，一个月下来都能挣四五贯钱。
但吏员也有其它福利，如补贴、津职、餐补等等，换算下来一个月差不多也有三四贯，养活一家老小不是问题。
范仲淹宣布以前他们没有工资，没有收入来源，被迫索贿纳贿，可以既往不咎，但新法规定后，若再有向百姓索贿要贿，各衙门吃拿卡要着，一律问罪。
朝廷这次核查，在新法规出来之前的免罪，新法规出来之后还继续搞事者，一律开除公籍，罪行严重者甚至要下狱问罪。
这下就把汴梁原本波及到数万吏员，缩减到了五月份新法规出来后，依旧犯事的几千名吏员身上。
饶是如此，反对考成法的人依旧络绎不绝，阻力开始越来越大。
没有贪污的觉得考成法让他们累得要死，以前当官喝喝茶，吃吃饭，狎狎妓，一天就过去了，每个月还能领超过百贯的工资，生活爽歪歪。
现在虽然工资只有五品往上到高级官员被砍了，五品往下的中下级官员倒是依旧维持原来的高工资水平。
可架不住这个卷法啊。
贪污了的就更加惶恐不安，没想到这考成法如此严厉，让他们无所遁形，想贪污都没机会。
一时间大家纷纷趁着这次风波，以各种理由反对考成法的继续实施。
然而主持新政的范仲淹丝毫没有退让。
给他底气的不是赵骏，而是现在国库确实很有钱。
历史上朝廷打了几年西夏战争，又和辽国签庆历增币，闹得财政亏空，赤字严重。
但这次不仅打仗时间很短，两年之内速战速决，而且准备得也更充分。
首先是赵骏全国巡视，查了很多贪官污吏，为国库贡献了上千万贯的钱财。
其次是交子铺经过几年发展，已经在全国主要商业城市进行扩张。
如洛阳、福州、江宁（南京）、长安、广州、杭州、江陵、明州（宁波）、泉州、密州（青岛）等地开办，往交子铺存的钱都已经数千万贯了。
还有国企改革之后，把大量的国有资产卖给私人商贩，所获数千万贯，并且国营入股，每年还有大量的分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从去年年底朝廷与日本签署贸易，到如今大半年过去，宋日贸易额已经达到了一千多万贯，贸易量还在持续增加。
当时海运有巨大风险，困难重重，税率较低，只有10%，所以宋日贸易额在一年内暴涨了大概三到四倍，光税收就达到了一百多万贯，朝廷收上来的是银子，约一百余万两银。
看着不多，但这已经是巨大进步。
宋朝主要外贸收入是广州和泉州，《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绍兴三十二年，泉、广两市舶司舶税净收入增至二百万缗。”
也就是广州和泉州的税收每年是二百万贯，贸易额大概在两千万贯以上。跟日本那边则主要是以宋朝进口硫磺和铜为主，且日本闭关锁国，双方在南宋之前的贸易额度都不算大。
现在直接暴涨那么多，再加上其它州市舶司，还有陆地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辽宋贸易，每年税收加起来得上千万贯，极大地弥补了财政的亏空。
所以在这么多增加收入的情况下，随着这几年一边打仗一边收税，大宋的国库盈余不减反增，不仅填平了以前的财政亏空，现在国库里还有七八千万贯的存余，相当于大半年财政收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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