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骏在延安府其实也没待多久。
治理上，范仲淹和庞籍都做得相当可以，他也没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
军事上，一战大败李元昊，打得对方喊爸爸。
经济上，虽然取消了与西夏的互市，但与青塘角厮罗那边却关系亲密，贸易往来更加频繁。
并且在与西夏的对抗当中，角厮罗那边也出了不少力气，领兵一万余人，威胁西夏的西凉府，牵制了一部分李元昊的兵力。
这也算是在外交上取得的成功。
所以有范仲淹、庞籍、王尧臣、文彦博等人在，陕西路这边还是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地。
优势在我。
之后到赵骏顺黄河南下，准备前往山西考察。
这样再去一趟河北，从山东回汴梁，基本上大宋就跑了一个遍，预计到明年年初，整个过程是三年时间，完成调研大宋上下阶级结构的工作。
与此同时，李元昊上书请降的信件也送到了汴梁，今日早朝朝议，群臣商议了一下这个情况。
有很多官员都认为，李元昊既然已经决定投降归顺，那么西北那边的战事就算是平定了，应该减少那边的军费开支，立即把派出去的禁军全都调回来。
禁军在外有两点让百官担忧，一是现在西北的边军消耗太大了，目前国库倒是还算充盈，没有被西北的战事给掏空。
但打仗就是花钱，历史上一个宋夏战争打了四五年，把仁宗朝前期的积蓄几乎打光，财政赤字高居不下，汴梁的粮价从最初景佑的两三百文一石，一度打到庆历年间七八百，近千文一石。
眼下一来赵骏帮赵祯搞了不少钱，二来通过售卖国有资产累积了不少财产，三来还有越来越多存款的交子铺帮忙兜底。即便再打四五年，情况也不会像历史上那么糟糕。
可不管怎么样，看着每天花钱如流水的国库，百官们还是有些怕。毕竟手中有钱有粮，心里肯定不慌。现在这么多钱粮挥洒出去，自然让他们感到肉疼。
二是眼下西北军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最早时期，边军就有约三十万众，刨除掉吃空饷，至少也有二十万。后来范仲淹与王德用带了两万人过去，最近两年，又陆陆续续调去了八万，明面上在册的边军就已经四十二万。
那么多军队在西北，而且又全都归范仲淹一个人统筹调动，哪怕他是个文官，对于兵权集中在一个人手里的恐惧，还是让文官集团们感到不安。
事实上这三年已经发生了太多让庞大的文官集团感到不安的事情。
首先是官员权力高度集中。
政制院成立之后，改革官制，导致原本混乱的官场秩序统一，权力高度集中在政制院，或者说赵骏吕夷简他们几个人手里，比以前的宰相权力大得太多。
百官们对宰相都敌意很大，更别说现在政制院堪比古之丞相，拥有全国范围的治理权，以及对所有官员的生杀大权。
所以不少官员对政制院颇有微词，那些御史和谏官没事就向皇帝提出取消政制院制度之类。
没引起满朝文武反对，还是因为政制院成立之后，又组建了很多新部门，把原来的那些闲散官员给招募进来任职，有了一批新利益集团的支持，才算是能够站稳脚跟。
其次是军队权力高度集中。
历史上范仲淹去西北，主政官其实是夏竦，而且夏竦也不是一言堂只手遮天，有范仲淹、韩琦等人从旁钳制，分走了他的权力，让夏竦难以做到独揽大权。
而现在范仲淹去西北，那真就是土皇帝，不仅有所有军队的直接指挥权，甚至还有地方治理以及任免官员的权力，真正的军政一把手。
要是再让范仲淹多在西北待两年，把那些上级将领都换成他自己的人，恐怕就妥妥的一地节度使，割据一方的军阀。
在这种情况下，百官们自然会想起了前唐时期，那些不听从中央调令，称霸地方的各路藩镇军。
因此面对这样的情况，百官们相当忌惮。
朝议的时候，甚至已经有官员以安史之乱为引，暗示赵祯如果不加以节制，立即把范仲淹调回来的话，恐怕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
于是接纳李元昊投降的声音迅速压过了别的声音，虽然也有人分析认为，李元昊狼子野心，不可能就这样善罢甘休。
但大部分官员考虑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李元昊对大宋有没有威胁这件事，只会考虑权力过度集中，会不会导致安史之乱重演，范仲淹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安禄山这件事。
所以即便没有人挑明，可这种明里暗里的暗示显然也是一种对范仲淹的谣言中伤。
若不是在关键时刻，吕党老大吕夷简站出来为他的宿敌范仲淹说了两句公道话，恐怕今日的早朝，都要变成对范仲淹的批斗会了。
朝议过后，赵祯等人在崇政殿开小会。
正值初夏四月，天气回暖，殿内的大门、窗户都敞开着，除了散热以外，主要还是赵骏说过，宋朝宫殿结构往往以水银朱砂做材料，有剧毒，需要一直保持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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