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还好，朝堂上和和气气。
等到陈东汇报时，气氛顿时就变了。
“今岁，督察院查处贪官污吏六十五名，查处脏银及抄家所得共计三十七万余贯。”
韩桢对贪官污吏零容忍，贪污千贯以上，直接诛三族。
千贯以下，流放。
六十五人，哪怕贪污千贯的只有一半，按照诛三族来算，杀了也得有千余人。
一时间，不少官员心有戚戚。
各部院汇报结束后，韩桢做了一番总结，旋即是关于明年的展望与安排。
韩桢端坐于龙椅上，朗声道：“圣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朝绝不能如伪宋那般，寅吃卯粮，因此朕打算设立预算制度。自今岁起，各部院监寺、地方州府郡县，在都需在年初时，为本部门计算好合理的预算，交由户部与督察院审查。”
“往后，各地州府夏秋赋税以及商税，自行扣留预算，余者再上交国库。”
赵宋的政策，是重中央而轻地方。
常说北宋是举一国之力供养一城，到底是怎么个供养法，许多人并不知晓。
赵宋各地方赋税，统统上交国库，粮食、钱财、布帛等物资也全部运送到东京城，官吏俸禄等开支，由中枢一应拨款下发。
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是没钱的。
这么做的好处，是加强中央集权。
但坏处也很明显。
比如修个桥、铺个路这等惠及民生的好事，只能让官员自己想办法。
官员哪来的钱？
最后还不是只能求到当地门阀士绅，地主富商的头上，这就导致门阀士绅渐渐与官员产生利益纠葛。
官员想升官，博个好名声，就得求助于这些地头蛇。
再比如某地灾荒，当地政府没钱，只能上奏折到中央。
奏折送到京师，再经中书门下、皇帝审批，然后户部拨款放粮，运送到受灾当地，这一来一去最起码也要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得饿死多少百姓？
若当地官员处理不当，甚至还会引发暴动起义。
这也是为何，北宋一百余年，起义如此频繁的原因之一。
韩桢这个做法，确实整改了一系列弊病，可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当地政府有了钱，难保不会有官吏铤而走险，上下其手。
所以，他才会让督察处介入，配合户部审查。
一旦发现呈交户部的数目，与当地府库账目对不上，那就有乐子了。
“臣领命！”
一众文武官员齐声应道。
韩桢点点头，而后问道：“诸位还有何奏言？”
正月初一的大朝会，文武官员不论品级，皆可启奏发言。
这是低级官员们一次露脸的机会。
若是把握住了，被陛下与朝中大佬们记住，往后仕途不说平步青云，起码能少走好几年弯路。
话音刚落，人群中便站起一人：“臣有奏！”
此人韩桢没甚印象，看他官服上的鸂鶒纹饰，显然只是个七品官儿。
一旁的刘昌，用微不可闻的声音提醒道：“陛下，此人姓苏名迪，苏轼之孙，苏过之子，任进奏院编辑部郎中。”
“哦。”
韩桢微微点头。
苏迪朗声道：“陛下心忧天下、胸怀万民，微臣提议，当重启登闻鼓！”
吴敏赞道：“此举大善！”
赵鼎却反对道：“不可，登闻鼓直达天听，而百姓愚昧，陛下日理万机，岂能把光阴耗费在家长里短之中？”
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
一时间，朝堂吵成一片。
登闻鼓！
据说，此鼓自尧舜禹之时就已设立，乃敢谏之鼓，凡欲直言谏诤或申诉冤枉者均可挝鼓上言。
历朝历代，皆有设立。
不过其他朝代的登闻鼓，基本就是个摆设，流于形式，有些朝代甚至对其严防死守，生怕老百姓拿这玩意搞事情。
比如明朝，一度将登闻鼓高悬于常人够不着的位置，还派遣一大堆锦衣卫排成人墙以阻止人们靠近。清朝更是规定甭管鼓敲得有理没理，先打三十板子，看谁还敢来扯淡？
唯独在北宋，登闻鼓就设在宣德门外，不但可以随便敲，而且谁都能敲。
该说不说，赵宋这一点做的比较好。
比如京师有个百姓丢了头猪找不着，就干脆擂响登闻鼓把宋太宗赵炅给敲出来了。
对于此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四·淳化四年》中有记载。
【京畿民牟晖击登闻鼓，诉家奴失豭豚一，诏令赐千钱偿其直，因语宰相曰：‘似此细事悉诉于朕，亦为听决，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寃民矣。】
起初还好，没几个百姓敢去敲登闻鼓。可到了宋仁宗赵祯继位后，一切都变了，京师百姓但凡有个家长里短、邻里纠纷也不去开封府了，直接来宣德门外敲登闻鼓，再发几句牢骚解解气。
久而久之，赵祯被敲的不厌其烦，干脆把登闻鼓给撤了。
这就是为何要赵鼎反对。
真要放任百姓去敲登闻鼓，那官家一天十二个时辰，甚么事儿都办不成了，光处理百姓那些鸡毛蒜皮的事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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