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致良知
前面已经解析过了正心、诚意、格物，现在再说一说致知——致良知。
在阳明先生提出【致良知】之前，【致知】一般被解析为【致真知】。
致真知，即是追求真理、探索真理、发现真理、应用真理。
这种【真理】本来是指生命的真理、修行的真理、道德之真理。但在文化传播发展的过程中，【知】渐渐地从生命真理变成了【物之理】，乃至渐渐地远离了修行，而变成了【知识】。
为了使【致知】回归于生命修行之根本，阳明先生在悟道之后提出了【致良知】的创见。
【良知】这一概念，是与【心】紧密关联的，是生命修行的根本，而不会被误解为某种知识。
【良知】包含了【真知】，同时又突出了生命修行的主体性和主体地位。所以，即使到今天，【致良知】依然有着非常突出的价值和意义。
但【良知】这一概念的易懂易用，也容易与世俗生活所说的【良心】、【良知】混同起来。它们之间的确有相通之处，但作为内圣外王之道的【致良知】，远非寻常所说【良心】【良知】所能涵括。
儒家修行之【致良知】，首先是【致真知】，此【真知】，即【仁】，即【天理】，即【道】。如果这一核心内涵被忽视甚至空心化，那么【致良知】就成了一般的社会伦理道德概念，等同于【良心】。而【良心】是一种泛化的道德概念，并且有着鲜明的相对性。以不同的角度和参照系，同一种行为则可能评判结果差异甚大。
所以，明确【良知】的本体为【仁】之【真知】非常重要。
在此基础上，【致良知】就成了以【仁】为本体的实修方法。就是说，当一个人明白了【仁】的真知之后，要时时刻刻观照自己心，观照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仁】的要求——对于是否符合【仁】的要求，明明白白地知道，清清楚楚地知道，而且没有任何困难地自然知道，这才是【良知】在儒家修行中的本义。而【致良知】，则是将此【良知】通过【致】的【功夫】从道理上的知道，变成事实上的做到，知行合一，方是【真知】——【真正的良知】。
对于此【致良知】的功夫训练，阳明先生提出了“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对于阳明先生的“四句教”，需要放到儒家修行的语境下才能还原其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这里的【善】与【恶】，从根本上而言，应当解为，符合【仁】的，即是应为之【善】，不符合【仁】的，即是应除之【恶】。这种善恶，不是一种社会道德评价，而是修行者以【仁】为内在尺度和标准的内在观察、辨别。
【无善无恶心之体】：修行，所修的是【行】，这个【行】包括【心行】和【身行】。【心行】就是心中的念头、思想、情绪、感受等引发的心之动态。其中以【念】为代表，【念】可以代表所有的【心行】。【身行】包括语言和行为、【身行】是以【心行】为基础的。所以【念】就成了所有一切【身行】和【心行】的根源。而善恶的判断，是以【念】是否符合【仁】来判断的。当【念】尚未产生的时候，是无所谓善恶的。所以这里说，无善无恶心之体。而这个心之本体，在“仁”之“天理”显明了之后，就变成了“明体”、“仁体”——如果尚未明白“仁”之天理，那么这个心的本体仍然处在“无明”的状态，则不能称之为“明体”、“仁体”。最多只能说，此心之本体蕴藏着成为“明体”、“仁体”的可能性。只有当“仁”被生命主体“认知”了之后，才有了“仁”的本体性的意义。学习“四句教”的人都是儒家修行者，都是追求“仁”以“仁”为道的修行者，因为客观上默许了“明体”和“仁体”。“无善无恶心之体”，即是说，心之本体、明体、仁体，是超越了善恶的，因为对于没有任何发动的“心”，谈不上善恶。此心本具仁之明德，而修行就是让此仁之明德发挥主体性、主宰性作用，这个作用即是【良知】。即知道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是不是符合仁的要求，符合者为之，不符合者，除之。
【有善有恶意之动】：生命在于运动，身口意皆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所以有【动】即有【意】，即有【念】。这个【动】也被分为几个阶段，已经完全呈现出来的时候，就是【念】。尚未完全呈现来的时候即是【意】。而促动【意念】产生的动机即是【机】。修行，从根本上修，就要从【念】上修，从【意】上修，从【机】（动机、发心）上修。【动】产生的时候，就有了是否符合【仁】的区别，符合者即为【善】，不符合者即为【恶】。
【知善知恶是良知】：这时关键来了。意念动时，知道意念是否符合仁的良知之觉照要及时生起，这个觉照即是良知之觉照。如果对此无知无觉，即是良知不明，这同样是“无明”。因此始终保持此【良知】之觉照是致良知修行的关键。意念一动，立刻知道是善是恶，然后才有下一步为善去恶的格物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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