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牒和高丽和尚的事情还需等各方回复，疏通运河的事情却是刻不容缓。
一来水源才是解决干旱问题的根本所在，二来运河通畅，才能保证往来货运畅通，对平定物价的意义重大。
杭州城内的水源情况，苏轼在十几年前任通判时便已有所了解，运河之所以经常堵塞，皆因钱塘江每日江潮，会将大量泥沙带入运河，久而久之，河道自然淤塞。
苏轼与众衙署商议过后，讨论出的法子是新修一道水闸，隔开钱塘江与西湖之间的运河，江潮来之前，关闭水闸，使江水不能进入运河，江潮过后一两个时辰，再打开水闸，这时江水平静，泥沙沉淀，进入运河的江水便不会造成淤塞了。
主意已定，便是施工了，为治理钱塘江，朝廷专门设置了一支军队，名为扞江军，类似于后世的工程兵，人数大概在两千人左右，苏轼又征调了厢军千余人，便开始了疏通河道的工作。
厢军是宋朝的各州驻兵，其实就是杂兵，一般不训练也不打仗，主要负责所在州的劳役工作，来源则是招募，以饥民和流放犯为主，类似水浒中的招安在宋朝也很常见，朝廷还是那套逻辑，能不打仗就不打仗，出钱让他们吃上皇粮，自然就不闹事了，虽然待遇上比禁军差了许多。
三冗中的冗兵就是这么来的，除了人多，当然还有吃空饷的问题，这个后面会说。
不过在水利方面进展顺利的苏轼，很快又遇到了新问题。
浙西一带，养蚕缫丝织绢，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所以每年朝廷都会在年初便贷款给织户，约定在蚕熟之后，以绢抵债，是为和买，用现代的观点，就相当于是朝廷出钱预购，朝廷买回这批绢，一般都是发放给京城的官吏和军人。
不过在苏轼到任的前几年，这项工作就开始出问题了。一些织户用劣绢以次充好，他们先故意拖延时间，再在纳绢时煽动众人情绪，不许受纳官挑选，而交货期又已临近，受纳官只得收下劣绢运往京城。可京中的官吏和军人又不是傻子，自然看得出东西不对，责任就落在了负责此事的专典官员身上，被枷锁鞭挞一通不说，还得倾家荡产地偿还。
苏轼自然不会惯着这帮人，直接吩咐收纳的官员们要仔细挑选，不要惧怕威胁，苏过很好奇这个时代的无赖是怎么行事的，于是一直守在受纳官仁和县丞陈皓身边，准备一线吃瓜。
然后麻烦果然来了，到了日子，两百多个纳绢的民户在受纳场上鼓噪起来，当场就发生了骚乱，之后还群情激奋地一起涌入州衙，向知州苏轼控诉。
不过整个过程太简单粗暴了，推搡之人，叫嚣之人根本就没有藏着掖着的意思，一切都堂堂正正地在阳光下进行，让看热闹的苏过失望至极。
事情是苏轼安排下的，这个结果当然也在他的预料之中，他向众人说明道理，先让大家退去，然后询问陈皓等人背后带头者是何人。
人家都没遮掩，自然很容易就认出来了，杭州当地有个豪户，名唤颜巽，曾经在衙门当过小吏，这次带头闹事的便是他的两个儿子。
苏轼直接下令拿人，将这两兄弟枷送右司理院。没了首恶，纳绢一事便顺畅多了，无人再敢顶风作案，可如何处置颜家兄弟却成了难题。
他们的父亲颜巽，也曾两次因为贪赃和逃税下狱，可两次都买通胥吏和医人，保外就医了，原来这一套操作居然历史这么悠久，倒是让先前吃瓜失败的苏过有些意外。
不过这一次两个儿子触犯的只是税法，司理院也只能稍加处罚，颜家人根本不带怕的。
苏轼怒气未消，觉得判决太轻了，欲将二人直接刺配，以儆效尤，但这么做就超出了他知州的权限，属于法外行为。
苏过在旁劝道：“如此一来，御史们又有话说，爹爹还是依常法，走正规流程的好。”
“常法如何能惩这二人之恶？”苏轼不听，说道：“颜家两代为恶，逞凶乡里，振臂一呼，数百人跟从，要挟官吏，我怎么能轻饶了他们，大不了先刺配，再向朝廷请罪就是了。”
摊上这么个拎不清的爹，苏过只得耐心解释道：“爹爹一旦先斩后奏，言官们势必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但宫中肯定不愿追究此事，两下一中和，肯定是不追究爹爹的过错，再将颜氏兄弟给放了。”
苏轼准备反驳，但想想可能真是这样，毕竟朝廷一贯的做法就是和稀泥，不能为这点小事处罚自己，还要给言官们一个台阶下，不然一天天吵个没完，宫里和宰执们都受不了。
苏过见父亲不吭声了，又道：“就算不因为言官，我也不支持爹爹这么做。”
“为何？”苏轼不解道：“没有盯着我不放的言官，这个事朝中根本不会有人在意。”
苏过笑道：“爹爹这想法就很危险，您明明知道将这两人刺配于法不合，却还是准备这么做，不就是知道宫里和宰执们不会追究您的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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