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这时的广州众人，包括阮元，也都不知道万里之外的英国，究竟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两年前的道光十二年，英国议会发生了重大改革，将国内选区根据现实人口比例重新进行了调整。这导致许多新兴工业城市在议会之内席位大增，而传统土地贵族和地主势力被大幅削弱。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代表获得更多政治权力之后，便即开始挑战以旧资产阶级与旧贵族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东印度公司，试图直接在对华贸易中攫取利益。道光十三年，英国议会便即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特权，将其改组为印度统治机构。因此，东印度公司向卢坤提出建议，试图让英国政府直接向中国派遣对华贸易的负责人，卢坤最初不觉有异，便即答应了英国商人的请求。
但这一次英国方面所想要尝试的，已经不再是旧有的，通过东印度公司联系十三行的贸易模式，而是想要直接在中国设立官方层面上的对华贸易监督，这一任务落在了律劳卑爵士身上，律劳卑便即在来到中国之后，直接以英国官方代表的身份向卢坤出具了公函。而东印度公司的时代，洋商就只能通过向十三行行商投递禀帖的方式，辗转与总督对话。即便是阮元与阿姆斯顿交涉，也是双方互不见面，并由行商居中传递信息，并未突破这一旧有规则。而律劳卑这一次前来中国，则直接挑战了清朝的外交体制。
面对这种挑战体制的行为，卢坤一时也不敢做主，便即上奏道光，而道光这时对于英国国内的这些变化，却是一无所知，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广州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这一点也和道光时代，中西方交流缺乏中介有关，康熙末年，清廷因“礼仪之争”将传教士驱逐至澳门，但宫廷之中却一直保留了传教士，清代前中期钦天监监正一职由二人共同担任，其中一个官缺专属于西洋人。是以雍正、乾隆时期，尚有戴进贤、蒋友仁等法国传教士前来中国，一度传入了牛顿的不少天文学研究成果，着于《历象考成续编》之中。阮元《畴人传》有“奈瑞传”一篇，即是为牛顿作传。尽管这时牛顿科研成果也仅有天文学中的少部分知识得以传入中国，其它诸如“地心本重”之言便即语焉不详，但有了钦天监这个渠道，中西方交流尚属不绝如缕，并未完全中断。
然而进入乾隆末年，欧洲世界却连续发生了两大剧变，其一是教皇认定耶稣会势力过大，竟在乾隆四十二年将耶稣会取缔，而自明末前来中国的传教士大多都是耶稣会出身，耶稣会的变故也直接导致此后来华传教士天文历算能力大幅下降。而乾隆五十六年的法国大革命中，路易十六被处决，意味着可以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法国王室再也不能推动传教士来华。此后乾隆、嘉庆二帝也在澳门招徕传教士，但应募前来的只剩下葡萄牙人。诸如嘉庆一朝之索德超、汤士选、福文高、李拱辰便是其中代表。
葡萄牙传教士普遍并不以历算见长，但在政治方面却对清廷有着不小的影响，维持了事实上的中葡同盟。嘉庆时代的澳门炮台事件，清朝几乎完全站在了葡萄牙一边，而随后攻打张保仔的海战，葡萄牙船只也一度参与其中。可嘉庆、道光二帝与乾隆一样，对传教士的要求依然是参与钦天监事务，眼看葡萄牙传教士能力已然大不如前，嘉庆一朝也没有什么新的历算成果，这种对于传教士的信任就渐渐淡了下来，加上涉及葡萄牙的外交事务本来也不多，最终传教士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至于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这些事情，来华的传教士由于长年不在本土，其实本就是一知半解，难以窥其全貌，加上他们来自旧君主国葡萄牙，对大革命当然没什么好感，所能提供给嘉庆的信息，自然也不会让嘉庆做出什么改变。
道光六年之时，葡萄牙出身的钦天监监正李拱辰在北京病逝，至此在京传教士只剩下寥寥数人，道光眼看葡萄牙传教士在钦天监作用已经不大，便即将其余传教士也遣返回澳门，并将钦天监监正的西洋官缺改成汉官缺，自此传教士完全退出了清朝宫廷。从天文历法的角度来看，或许变化并不算大，但从外交的角度看，这也让清王朝失去了最关键的一条连接西洋国家的通道。此后道光办理涉及西洋商贸的事务，就只能凭借旧例和经验办事，又怎么能及时理解英国这时所发生的这些变化？或许即便还有传教士在京城，他们对于欧洲的这些变化也很难形成直观认识，毕竟这时的葡萄牙依然是一个传统国家。但完全找不到外部信息来源的道光，这时也不出意料的做出了一个最稳妥的决定：重申外商旧例，对律劳卑试图改变外交规则的行为不予认可。
此后的事情发展，完全成了卢坤最担心的样子。律劳卑接到清廷谕令之后，仍然不愿改公函为禀帖，并要求直接与总督进行交往。卢坤眼看律劳卑不守规矩，便即暂停对英贸易，将律劳卑一行驱逐。律劳卑大怒，回到伶仃洋上，便即带领两艘炮船强闯虎门，试图逼迫卢坤退让。而虎门炮台则听从了卢坤、曾胜二人号令，只要英国船只强闯虎门，便即开炮轰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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